中国的政府支出、银行信贷与经济效率：兼论分税制为什么

张军 金煜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

 引言

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除了地理区位等外生因素之外，地区间（尤其是沿海和内地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扩大应该主要反映了各地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和资源配置效率上不断增加的不平衡。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业化发展之后，建立一个有利于增长的经济体制就变得非常重要。于是改变原有的政府财政体制并发展银行金融的改革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在转轨过程中，由于存在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部门和日益扩大的公共部门，政府的财政困境往往导致政府对银行的持续干预，使得银行部门难以很好地发挥金融在价值发现和监管两个方面的作用，其后果是资源配置效率得不到显著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转轨经济中，建立一个规范的政府财政体系是改革和提高银行金融效率的前提。

对于金融与经济发展之关联的开创性系统研究始于戈登史密斯（Goldsmith, 1969）、麦金农（McKinnon, 1973）和肖（Shaw, 1973）等经济学家。[1]得益于从此之后的研究深入，金融对于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重要性得到了更多的理解。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和解除政策对经济部门和资源禀赋的扭曲是实现有效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而在最近十年兴起的经验研究文献里，所谓“金融与增长的联系”（Finance-Growth Nexus）再次成为倍受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King and Levine, 1993; Levine, 1997），早期的思想又得到新的发展。但是，当多数研究文献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市场发展与增长的联系时，发展中经济和转轨经济的增长或不增长却是与银行金融（或金融中介）的发展关联着的。如果我们确信在转型的/发展中的经济里，银行金融与增长之间存在着“关联”，那么我们就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对于转型经济的增长而言，银行金融的发展重要吗？银行商业化改革的进程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银行信贷与政府财政的相互关系怎样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在做出了经验研究之后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