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科技起飞是一个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决定因素。在上世纪50-80年代，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均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科技的起飞，成功地完成经济发展的跨越发展的目标。科技起飞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不仅仅是R&D占GDP的比重，而且是本土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我们往往只看到日本和韩国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从长期不到1%到跨越2%只用了比较短的时间，尤其是韩国只用了8-10年的时间，于是就加速提高投入力争尽快实现R&D占GDP的比重突破2%，但是我们忽略了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是一个要突破纵向控制体制的问题，需要在体制上做文章的事。为什么中国的问题很多都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在中国又是什么意思呢？
最近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MIT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承智先生(George Gilboy)的文章“中国奇迹背后的迷思》（2004年7/8月号）并在中国《21世纪商业评论》（2004年10月第2期）上发表了什么阻碍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专栏文章，对中国现有的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方式提出了质疑。他说：技术开发的成功和创新成果的商业化不仅仅要求大量的资本投入以及科研与工程能力，更重要的是产业与公司的结构和组织如何根据市场信号来影响资本和知识投入的流动。创新是一种社会活动。中国并不缺乏资金投入，也不缺乏科学、技术及工程能力，而且很多改革中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很有创造力，但是缺乏内外组织、管理、沟通和“联系”的能力。这个观察道出了中国体制的一个特征，那就是纵向控制的能力过度发达，抑制了朝“横向联系”方向发展的能力。2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尽管我们对科技、教育和研究的资金和资源的投入按几何基数增长，但这些资源的分配、管理和使用仍然是纵向的，获得资源的竞争方式也是纵向的，科技创新活动变成一种完全是寻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并成为归属部门的活动。在国外，研究项目资助的70%以上用于项目负责人和市场招募研究力量的人头报酬支出上，而在中国，80%的项目经费用于本部门的装备建设上。即使少部分用于人头，也很少用于市场招聘人员，而是依赖本单位的人员。
对于大学科研院所，现有的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和资源的分配还基本上是纵向“设点”，重点建设“点”的做法，这个做法依然带有计划经济下的纵向控制的色彩。而对于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而言，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把这些“点”之间给连接起来，建立起这些能量点之间横向释放潜能流量的“高速公路”，让资金、人力、思想和创造力处于高速流动中。这是我们政府在规划和指导科技起飞进程中今天面临的一个根本的挑战。如何把这些点连接起来应该成为我们政府考虑和规划科技创新战略的出发点。政府的钱应该多用于建立这些点之间的连线上，应该用于将这些点连接成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的制度基础设施建设上。研究基金的资助在国外也通常是对研究者“移动”的支付，包括工资的替代和访问住所研究期间的费用等。没有这样的高速公路，横向的联系就发达不起来。靠投资我们也许能有1-2所一流大学，但这将意味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失败，这样的话，我们也将不可能实现科技创新的真正的起飞。
由于纵向的组织和控制体系存在，中国的技术市场（市场总是朝横向发展的联系扭结）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中国的企业每年还主要依赖技术和设备的整套进口，技术的吸收和扩散可以说微不足道。科技部的官员最近说，2002年，中国花费在技术引进上的费用与消化吸收费用之比为12.7：1，而日本和韩国曾经分别为1：5 与1：8。我们完全是一个“倒挂”的支出比重，这说明，尽管我们与韩国和日本一样也在引进技术，但并没有像它们那样真正培育出技术创新能力来。前几天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专题组组长马俊如等专家透露，国家创新体系将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为重点，以培育科学创新能力为储备。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但不克服和解决好我们在科技研发机构与创新主体方面的纵向控制结构和管理体制，不发展出资源和组织的横向流动与组合能力的话，各种投资的创新工程和项目只会强化孤立的“点”的能量，而不可能发展出释放这些能量的系统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