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宋承先教授生前曾经对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做过这样一个总结。我总是相信他老先生的每一句话都是值得推敲的。他说，短期是政治决定经济，而长期是经济决定政治。
当然了，细心的读者马上就明白，他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这个总结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几十年来的经验观察基础上的。他在这方面比他的学生们当然经历更多了。细细品来，他的这个总结似乎是在告诉我们，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就是经济发展，或者说，最终还是经济发展在政治上说了算。这个含义与邓小平先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具有类似的含义。
政治的含义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解释。在不同的阶段上，政治的含义和任务是不同的，讲政治的目的也就不同。这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中多有体现。政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是因为我们需要政治来克服思想上的分歧，需要利用政治的团体和组织来做思想上的工作，达到沟通和服从。也需要政治来集中力量和资源，而且有了政治的保障，似乎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我们还需要政治来保障政策的执行力。政治在中国一直还与学习联系在一起。讲政治就是要讲学习，不断地学习知识和技能，提高思想觉悟，最终达到个人文明程度的改善。这些都是我们长期以来从战争年代到建设年代所不断继承的政治资产，决不可小视，更不能低估这些资产对我们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印度人说他们100多年来从历史上继承的资产无非是英语，有了英语，印度人与信息技术产业的崛起似乎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让这些说英文的印度人有了个人、乃至产业发展的机会。而中国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所继承的资产是政治上的。不断积累的这些政治资产（它包括政治的组织、政党、政治的方法、政治的智慧、讲政治的行为、习惯以及学习的能力等）决定了我们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的路径选择。
早些年，就有西方学者曾好奇地问，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为什么得以推行？为什么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在印度，国有企业的改革非常艰难，也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尽管国有企业很糟糕，不断亏损，但政府要维护国有企业，因为大量的地方选民不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他们希望政府给予国有企业补贴而不是“转制”。而在中国，我们则是很好地利用了我们体制内拥有的庞大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有效化解了国有企业在改革和改制中出现的矛盾与利益的冲突。
我几年前在长沙考察时就了解到，在地方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中，我们的经验之一就是利用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来讨论改革的方案，以此求得公开和透明。如果有谁还不明白、不理解的，党政领导往往亲自与职工谈心，沟通，讲明改革的道理，所谓“以理服人”。很多具体的矛盾就是依赖着这样的政治资源来解决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机关、单位和街道的党务部门的重要职责也就是从事思想工作，做人的工作，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保障政策和任务的执行。这种性质的政治资产在印度是根本没有的。
由于中国拥有了这样的政治资产，所以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所建立起来的协调机制就与众不同。一般认为，经济改革就是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这个说法当然最终是对的，但是在其建立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还暂时缺少市场机制，需要有一个替补的机制来保障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协调，而担当这个协调功能的就是我们的政治。
比如说，我们如何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维持宏观的稳定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每一次宏观不稳定的治理经验来看，我们实际上更多的是依赖着政治资产来帮助实现宏观稳定化目的的。再比如，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拥有一套有效的政治治理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地方政府的官员因为政治的追求而拥有了强大的激励去发展经济。不管这样的机制有什么缺点需要去改正，但它的确带来了长时期的高速的经济增长。
这样的治理模式难道不值得我们去重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