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讲学的这段日子里，我对中国经济的感受少了很多，只知道中文的财经网站上每天热闹的话题是对股市行情和物价上涨的讨论和预测。最近注意到，张五常先生发表的关于中国1988年通货膨胀的旧作，觉得蛮有意思。我自己在写的新著中也正好写到了1988年的通货膨胀这段历史。虽然过去20年了，突然觉得这段经历今天依然很有价值。
我研究了20年前那段通货膨胀的历史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1985年和1988年的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实都与再分配的政策有关。在那个时候，经济改革的政策主要就是再分配的政策。在当时，不仅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而且增加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资，而增加非工资性劳动收入（如奖金）也是最典型的改革政策。其结果，国民收入开始快速地向工资收入倾斜。
我至今还记得，1984－1985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学家讨论最多的话题的确就是物价的上涨。在当时看来并用当时的语言来说，1985年的通货膨胀是由所谓“消费基金膨胀”引起，而消费膨胀是国有部门的工资增长失控引起。那时，新生代经济学人把这个现象在概念上创造性地定义为“国民收入的超分配”。研究消费基金膨胀的形成机制和 “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成为当时中青年经济学家的浓厚兴趣，《经济研究》杂志上也不断发表从消费和工资上涨的逻辑来解释通货膨胀的大量理论文章。
1986年出版的一本影响甚大的大型调查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中就专门对消费基金 （主要指工资和奖金）的膨胀做了调查，发现1984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8%，国民收入增长了12%，而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了22.3%，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货币收入额增长了25.3%，社会集团消费中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了38%。这种城市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社会集团消费三者同时大幅度上涨的现象是建国以来罕见的。而工资和工资性收入的超常增长不是一次性的增长，而是导源于当时的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政策，它是政府的放权让利、提高国有企业自主权改革承诺的结果。
1985年9月，在著名的长江“巴山轮会议”上，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教授当时就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主要风险就是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过强，如不能正确处理，可能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的托宾教授也在 “巴山轮会议”上认同科尔内的说法，认为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会导致工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他给出了一个教科书上的公式：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物价上涨率等于名义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差额。他认为，政府必须控制名义工资的过快增长，上述公式应该挂在经济主管机关办公室的墙上，时刻不忘。
1988年再度发生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实也是再分配政策的一个结果，只是当时的改革重点主要是推行国有企业的利润承包制。承包制调动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但同时让企业占有了更多的利润，进而发生了收入的 “超分配”。与1985年一样，物价的上涨压力不断积累都是因为收入的增长大大快于了生产率的增长，导致了消费支出的膨胀和消费品的涨价。这也是政府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如承包制）承诺的结果。
改革30年来，其实只有1992年的通货膨胀是第一次主要由投资需求严重膨胀而引起的。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央政策的鼓励下，地方主义的投资行为开始形成并愈演愈烈。关于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行为变化，我曾对这其中的政治经济学做过分析，无需赘述。对这一次的通货膨胀，今天的经济学家是有共识的，投资的过度膨胀是由地方主义的竞争行为引起的。经济学家还发现，投资膨胀引起的通货膨胀会导致产能过剩以及随后而来的通货紧缩。因此，它与前两次的性质是不同的。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对通货膨胀的“知识”几乎只局限在这个投资膨胀的问题上，习惯于用投资膨胀来考察中国未来的通货膨胀，而忘记了20年前通货膨胀可以由再分配的政策引起。这是一个目前被人遗忘的话题。
其实，再分配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的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往往就是因为政治上不得不妥协的再分配政策而引起的。对于我们，20年前，因为初期改革的政策带有强烈的再分配色彩，引发消费膨胀。后来的局面因为劳动力的市场化和国企就业制度的变化等一系列体制的变革，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资和劳动收入的增长开始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所以，尽管投资膨胀引起基础原材料一度的涨价，但基本消费品的价格10年来始终没有涨起来。
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谈论通货膨胀时，已经不怎么关注基本消费品价格了。于是，当老百姓眼下都在议论粮食、猪肉禽蛋的涨价的时候，经济学家往往也习惯于把这些消费品的涨价说成是季节性的因素，或者由于外部的短期“震荡”引起，并认为它不足以支撑通货膨胀的形成。如果我们头脑中还是把通货膨胀仅仅理解为由投资膨胀引起的上游产品的涨价现象的话，这些说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情况也许并不这么简单。
两位数的物价持续上涨是恶性的通货膨胀。这种投资推动的通货膨胀典型地表现为上游产品 （基础原材料和生产资料）的价格上升。但每年3％－5％的物价涨幅在我看来也是通货膨胀，是温和的通货膨胀，它更容易表现为最下游消费品的涨价。我的看法是，由投资过热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再度发生的概率比较小。即使投资的膨胀压力依然存在，流动性的过剩会助推信贷和投资的膨胀，但因为我们总是有比较多的办法来关注和防止投资的膨胀形成，政策上还算是可以对付的事情。因此，政府控制由投资膨胀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我认为，从今以后，我们倒是很值得注意温和的通货膨胀。它更多地与再分配政策有关，也更多地表现为一些消费品的涨价。为什么要关注由再分配政策引起的通货膨胀呢？因为今后这些年我们的经济改革政策会越来越带有收入再分配的性质。因为至少在“十一五”期间，大量改革和发展的政策都牵涉到收入的再分配，许多的经济发展政策也必须面临政府设置的那些“外生”的（如工会、最低工资保障等）强制约束。与财政和货币领域的政策不同，再分配的政策是刚性的，因此一旦引发物价的上涨，货币政策难以见效，事情往往会变得复杂棘手，甚至带有政治上的风险。
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这些消费品的涨价不正是我们提高农民收入所应该预料到的结果吗？我笑了。好像皇帝新衣，终于有人这样说了。不管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这一说法，它的确让我想起了通货膨胀可能由再分配政策引起的话语。无论现在实际上发生了多少，但它至少是我们关注未来通货膨胀的一个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