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间，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年均增长9.0％，12年间共增加了2.8倍；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5.4％，12年共增加了5.6倍。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明显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其中，城市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9％，而农村因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出现超常规增长，12年间年均增长9.9％，比城市高出四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02 ，第17页，94页，148页)。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当时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的改革不甚了解，甚至有许多经济学家不看好中国的改革。 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而中国的经济并非如此，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资源配置实行的是双轨制，国家计划还在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虽因具有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对人口的补贴低、海外华侨多、经济较为分权等有利的起始条件而在一时间内取得成效（Balcerowicz, 1994；Woo, 1993;Sachs and Woo, 1994 and 1997; Qian and Xu 1993），但是双轨制会导致配置效率的损失、寻租行为、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等，是一个最糟糕的制度安排，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的转型最终会因为改革不彻底而失败(Murphy, Schleifer,and Vishny 1992; Sachs, Woo and Yang 2000)。
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看好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的基本原则来进行改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波兰、捷克、俄国等国家推行的“休克疗法”，它包含三方面内容，即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消除财政赤字，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Lipton and Sachs 1990; Blanchard, Dornbusch, Krugman, Layard, and Summers, 1991; Boycko, Shleifer and Vishiny, 1995)。这三项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认为的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的最基本内容。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也知道，从一种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经济体系过渡，要建立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时间，要打破旧的既得利益需要有成本，但他们乐观地设想，在推行“休克疗法”初期国民经济虽会有所下降，但半年或一年以后经济就会快速增长（Brada and King, 1991;Kornai, 1990;Lipton and Sachs 1990; Wiles 1995）。据此，他们认为前苏联、东欧的改革虽然比中国起步晚，但很快会超过中国。而中国由于改革的“不彻底”，经济内部的矛盾可能会引发种种困难。
转眼又是十年过去了，事实与90年代初的许多著名经济学的预言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而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反倒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倒退。俄罗斯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8414％，即一年中物价上涨了84倍；乌克兰达到10155％，即一年上涨101倍。不仅如此，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滑，俄罗斯1995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1990年的50％，乌克兰只达到40％。 随着人均收入的急剧下滑和收入分配的极端恶化，各种社会指标也在降低，1990年俄国男性的寿命预期是64岁，而1994年下降到了58岁（Gregory and Stuart, 2001, p. 470）。总之，推行“休克疗法” 的国家改革困难重重，并未出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预期的效果。在东欧国家中，波兰经济发展最好，国内生产总值下跌20%左右，但是，波兰并没有真正推行了“休克疗法”，虽然价格全面放开了，但是，绝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World Bank 1996; Dabrowski 2001)。
在整个90年代，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从80年代末期就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在90年代仍未彻底完成；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所拉大；金融体系等方面的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但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90年代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0.1％，比改革初期12年间还高出了1.1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维持了15.2％的年均增速(国家统计局，2002 ，第17页，94页)。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尤其城市生活水平提高更快。90年代之前，北京、上海新建筑很少，可在这10年中北京已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浦东的变化令外国人目瞪口呆。中国经济发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为国际经济做了很大贡献，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时，人民币没有贬值，对东南亚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增长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经济改革在80年代已经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不看好中国呢？参与了前苏联、东欧改革的萨克斯(Jeffry Sachs)，费雪（Stanley Fisher）,布兰洽(Oliver Blanchard), 斯莱夫（Andrei Shleifer）, 维希尼（Bobert Vishiny），登布胥（Rudiger Dornbusch），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拉亚德（Richard Layard）和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哈佛、MIT的教授都称得上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许多前沿理论都是他们研究、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为什么无法预测、解释推行“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困境，又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本文认为除了这些经济学家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和经济系统转型的实质问题的认识不够外（Murrell 1995），还在于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的缺陷。本文的组织如下：第二节定义自生能力的概念，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的暗含前提，但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却是内生于以优先发展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第三节，解释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前提的现代经济学来设计的转型政策不管是在前苏联和东欧，或是在中国都不仅不能对症下药，而且，还经常事与愿违。第四节说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现象在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有必要放弃现代经济学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分析转型和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变量。第五节解释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成功有赖于企业自生能力的成功解决，并以如何解决中国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来作为分析的案例。第六节是一个简单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