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直在以较大的幅度扩大。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由1996年相对温和的12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急剧扩大到2004年创纪录的645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美国对外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因此达到25%的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巨大且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不确定因素，因而引起了全球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的广泛关注。为什么美国经常项目会出现如此巨大且不断增长的逆差？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是可持续的吗？怎样才能减少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这些都是人们普遍关心并试图寻找答案的问题。
两种流行的经常项目分析方法
经常项目的经济学意义是国际借贷，而国际借贷的发生可以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从微观的角度，国际借款的发生是由于本国出口收入和其它经常性收入（如来自国外的劳务工资、利息、利润等）不足以弥补本国对进口的支付和其它经常性支付。对通常的国家而言，经常项目主要由贸易余额构成，其它收支所占比重很小，因此经常项目逆差或国际借款的主要原因便是国际贸易出现逆差。由于进出口价格弹性对贸易收支有重要的决定作用，所以这种从微观角度的贸易分析方法被称为弹性方法。另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国际借款的发生是由于本国国民储蓄率较低，不足以为本国的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因而需要从其他国家借入储蓄，这种从宏观角度的分析方法被称为储蓄-投资缺口法。
在近来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问题的分析中，这两种分析方法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是运用弹性方法来分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问题的，由于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双边贸易顺差国，按照美国的统计，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达到1620亿美元，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24%左右，在欧元和日元已经对美元大幅度升值的情况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将美国严重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归咎于中国，认为中国通过将人民币钉住美元而获得了不公平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将人民币自由浮动作为解决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问题的主要手段（在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自由浮动即意味着升值）。另一方面，麦金农教授等大部分经济学家是运用储蓄-投资缺口法来分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问题的。由于美国私人储蓄率近年来一直在下降，而政府财政赤字则年年扩大，2004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已达到412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了4%。美国不得不靠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大量借款来为其国内消费和投资提供资金。因此麦金农教授等经济学家将美国严重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归咎于美国的不节俭，他们认为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没有道理，美国必须解决好自己的问题，特别是私人过度消费和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才能解决美国严重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
经常项目的上述两种分析方法本身都没有错，而且事实上，它们是完全等价的！因为根据国民核算恒等式可以推出：经常项目恒等于贸易余额加上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支付，也恒等于国民储蓄减去国民投资。但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和麦金农教授等经济学家运用这些方法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问题的分析和相应主张却都是片面的，因为他们都只是从孤立的一个国家的角度进行分析，他们的分析和主张只适用于“小国经济”，而不适用于美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他们都没有能揭示出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和美国国民储蓄下降背后的共同因素是什么。
全球视角的经常项目分析方法
美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值目前占据全球经济总产出的34%，其资本市场市值目前则占据了全球资本市场市值的52%。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大国经济”，经常项目的分析必须借助于全球视角的两国模型来进行。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因而全球总储蓄一定等于全球总投资。如果将全球经济分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两个部分，由于一国的经常项目恒等于国民储蓄减去国民投资，那么简单的推导便可知道：美国的经常项目与“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一定互为相反数。因此美国经常项目呈现巨大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经常项目呈现巨大顺差，要分析美国经常项目为什么呈现巨大逆差便不能不同时分析“其他国家”经常项目为什么呈现巨大顺差；而要减少美国经常项目巨大逆差则不能不同时减少“其他国家”经常项目的巨大顺差。
从两国模型来看，美国经常项目呈现巨大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储蓄结构的巨大失衡。首先，在“其他国家”中，主要工业化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产生强烈的储蓄动机，他们要为正在和即将发生的退休人口高峰的到来做好准备。由于劳动力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以及已经很高的资本-劳动比，这些工业化国家国内投资机会也明显缺乏。高储蓄愿望和低国内投资回报决定了成熟的工业化国家作为整体不得不呈现经常项目顺差，因而对外贷出剩余储蓄。其次，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纷纷进行着超过国内投资以上的过度储蓄，经常项目顺差明显增长，这导致信贷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向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个世界最大最富有国家的反常流动。此外，近年来石油价格的飙升使产油的发展中国家的储蓄也出现大幅的上升。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造成全球储蓄结构的巨大失衡：“其他国家”储蓄严重过剩，而美国储蓄严重不足。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要超过国内投资以上地拼命储蓄呢（一个国家进行储蓄只有通过国内投资和持有外国资产的方式实现）？为什么在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宁可少消费也要拼命地将资金和实质资源借给富裕的发达国家呢？
这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缺陷有关。直到1990年代中期，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还都是国际资本的净输入国（经常项目逆差国），例如1996年，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和拉美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净借入800亿美元。然而1997-98年东亚金融危机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痛切地认识到，由于背负“原罪”，即他们不能用本国货币进行国际借款，甚至本国货币也不能被用于国内长期借款（由于国内债券市场不发达），从而国际借款使他们承受货币和期限的双重不匹配，这使他们极易受到投机性攻击而发生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作为1997-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选择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者，为此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需要保持强健的经常项目状况，从而需要超过国内投资以上地拼命储蓄。
进一步地，这还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关。对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由于普遍采取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货币当局不得不不断干预外汇市场以阻止本币升值，结果外汇储备被动地不断增加。由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压抑了国内消费需求，导致了相对于国内投资机会更高的储蓄率，从而表现为经常项目的大量顺差。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大量的储蓄，原则上可以流向任何发达国家。然而，一方面由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本身面临储蓄相对过剩（内需不足）的难题，另一方面也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流动性，以及美元作为关键国际储备货币的独特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大量的储蓄主要流入了美国资本市场。
“其他国家”大量储蓄流入美国的结果，推动了1990年代后期美国股票价格的飙升和美元的走强，美国经常项目对金融市场这些条件变化做出相应的内生调整：从贸易角度看，股票价格飙升的财富效应刺激了美国消费者的支出意愿，包括对大量进口商品的支出意愿，而强势美元使美国进口便宜和出口昂贵，导致美国贸易逆差，从而经常项目逆差的扩大；从宏观角度看，股市的繁荣导致美国国内投资的增加，同时迅速增加的家庭财富和对未来收入增加的预期降低了美国家庭的储蓄意愿，迅速增加的家庭财富也放松了美国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使其借贷消费变得更加容易。这些因素共同的结果是美国储蓄-投资缺口迅速扩大，导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扩大。自从2000年3月美国股市下滑以来，美国国内投资的需求下降从而对外国资金的需求下降，然而“其他国家”的储蓄依然保持强劲，结果世界实质利率水平不断下降。确实，近几年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其它地方，实质利率水平都很低。低利率刺激了美国家庭的借债消费和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并使美国政府很容易放松财政纪律而导致财政赤字急剧扩大。虽然美元自2002年以来对欧元和日元已大幅贬值，但由于东亚国家货币普遍钉住美元，美国贸易逆差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相对价格调整，结果2000年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继续不断地扩大。
国际协调是解决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问题的根本途径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巨大且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目前已到了必须进行调整的时候了。那么，在全球储蓄结构巨大失衡的情况下，单单通过削减美国财政赤字，或单单通过人民币升值，能否解决美国经常项目巨大且不断增长的逆差问题呢？从全球视角的两国模型看，由于美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如果财政赤字下降（政府储蓄增加），从而国民储蓄上升，那么世界实质利率水平将因此下降，除非“其他国家”的储蓄同时下降。这是与“小国经济”不同的地方。所以，如果“其他国家”的储蓄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例如东亚国家预防金融危机的动机不变，“其他国家”的货币没有对美元升值），那么美国财政赤字下降只能导致已经很低的全球利率和美国利率的进一步下降，而美国利率的下降将进一步刺激美国私人借贷消费的膨胀，结果美国财政赤字下降仅仅是挤出了美国私人储蓄，而对美国的经常项目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反之，如果单单是人民币升值，而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和私人借贷消费的状况没有改变，那么结果只能是“其他国家”中与中国处于竞争状态的国家的出口替代了中国商品对美国的出口，并转由这些国家继续为美国的财政赤字“买单”而已，同样无法解决美国经常项目巨大且不断增长的逆差问题。
因此，指望某一方单方面采取措施来解决美国经常项目巨大逆差问题（由于美国是大国经济，因而这也是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问题需要国际间政策协调和共同努力：美国政府需要采取措施逐步增加税收、减少支出；欧元区国家和日本需要采取措施扩大内需提高经济增长率；而中国和东亚地区其他国家也需要将本国货币对美元适当升值。同时，各国需要进行国际合作，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资本市场的机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原罪”问题，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借款不再承担巨大的风险，从而实现国际资本由富裕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正常流动。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全球储蓄结构巨大失衡，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问题。
对于美国提出的人民币升值要求，从国际政策协调的角度我们可以采取的应对策略是（这里不谈中国经济本身是否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告诉美国和全世界：“我们愿意通过国际政策协调共同努力来解决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问题，为此让我们来协商和谈判。我们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切实措施减少财政赤字（美国对我们提出要求，我们为什么不对美国提出要求呢），如果美国政府明确承诺未来的一年将政府财政赤字削减占GDP的1个百分点，我们也愿意将人民币对美元适当升值；如果美国政府不能承诺减少庞大的财政赤字，我们也不会让人民币按美国的时间表升值，因为单单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全球经济的不平衡问题”。这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做法。简单干脆地拒绝人民币升值只会激化矛盾，导致美国的国会议员们通过更多的对中贸易制裁法案，那样的话，贸易战恐怕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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