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会议桌上，市场经济只占据着“边缘”的位置。不仅在中国，基于我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人口所多年的学习和工作经验，在世界各国的人口计划官员的办公桌上，市场经济也只占据着边缘的位置。理由也很简单：人口问题的动态调整过程长达百年，各种社会经济后果的预测（如果“预测”仍然可能的话）高度复杂，确确实实是“基本国策”。而“市场”的特征之一便是“短视”，如果存在任何“市场失灵”的话，那么在“优化人口”的问题上，市场失灵的可能性最大。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恰恰是在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长周期问题上，计划官员的理性选择导致“非理性后果”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市场选择”。因此，我们只能相信市场。况且，当社会生活的其它主要方面都已经“市场化”了的时候，仍然依靠传统权威来推行计划生育，怎么可能成功呢？我觉得“避孕套”的市场化实在是出现得太晚了。
我以为，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把由于“人口生育率转移”而出现的所谓“人口爆炸”或者“过剩劳动力”变换为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从而维持和提高未来人口的生活水平。因此对发展中经济而言，多生育一个孩子，至少在当时看来，可能减少了总的社会福利水平。根据东西方中心人口所的一项计算，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每多生一个孩子，相当于每年减少国民生产总值3000元。
姑且让我们相信这类计算，那么，应当如何利用“市场”来控制人口增长呢？斯里兰卡的办法是举世闻名的：设立“孩子银行”——每一个进入生育年龄的妇女都有权利获得政府为她存放在“孩子银行”里的一笔计划生育基金，在她退出生育年龄的时候，她可以根据少生孩子的数目领取这笔基金。当然，如果她超过了生育定额，孩子银行就会把她名下的基金转给那些少生了孩子的妇女。按照上面的计算，中国的“孩子银行”应当为每一个“少生的孩子”存放6 万元人民币，并且这笔基金还应当随着通胀率逐年加以调整。
但是以上的计算仅仅适用于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发展中经济”。对于许多已经发展了的经济或者马上就要进入“人口老化时期”却仍然没有完成“经济发展任务”的社会来说，是少生孩子好还是多生孩子好？我们实在无法判断。对于日本、德国和卢森堡这样的发达国家来说，人口老化正日益显现为经济增长的最沉重的负担。因为老化的人口不可避免地面临两个严重问题：（1 ）人均储蓄率下降，（2 ）创新精神下降。这两个问题决定一个社会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从而决定了经济的总体增长水平。
这样，我们就必须用一组（而不是一个）“动态过程”来描述每一时刻少生孩子所产生的未来收益的变化情况（见附图）。
在附图里，“时间t ”既表示时间，也表示“人均收入的水平”和人口老化程度，这三个过程通常总是同步进行的。附图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少生孩子”是会带来非常不同的社会效果的。大致上，如图所示，少生孩子的长期收益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从正到负。所以，如果发达国家也设立“孩子银行”的话，“少生孩子”的账号将支付罚款（发达国家通常以“独身税”的方式鼓励生育）。
可以想象，同样是“人口控制”，斯里兰卡的方式未必就比中国传统的方式差，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我们传统的方式将难以为继，将不得不转换到斯里兰卡的方式上去。再看得长远些，难道人口的计划生育就真的“合理”吗？社会学家很早以前就已经警告过我们了，现在，经济学家也开始注意人口老化的后果。在我看来，反对“市场调节人口”的最主要理由是：当收入分配高度扭曲时，尤其是当“脑体倒挂”现象非常严重时，“谁有钱谁多生”的市场配置方式可能导致中国人口素质的下降，因为确实存在着“人口逆淘汰”的可能。但是当“脑体倒挂”现象已经逐步改善并且将会更迅速改善的时候，这一理由就越来越难以成立了。或许“市场失灵”仍然存在，因为低收入阶层很可能被锁入“多生孩子和收入下降”的陷阱，就如贝克尔论证的那样。所以，“孩子银行”对鼓励低收入阶层少生孩子将是最合适的办法，而对于那些已经大大超越了“温饱阶段”的家庭来说，还是让市场去调节他们的生育行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