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宿迁医改（上）

宿迁医改始于六年之前。当时的消息很夸张：一个500多万人口的地区把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卖光了。无独有偶，“卖光”的事情在地方国有小企业改革中也出现过。那是1993年，山东诸城272家地方国企悉数卖给了职工和经营者。一时间，“诸城模式”吵得凶，主政的官员陈光甚至因此得名“陈卖光”！据说后来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鎔基亲自率队考察，事情才平息下来。

经验说，凡被高度简化的“模式”，必省略了大量可以帮助公众理解事件本质的关键细节。诸城如此，宿迁也不例外。去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宿迁地区主政人仇和。我看机缘巧合，请教为什么要卖医院？仇和说宿迁实在穷，财政投给医疗的钱杯水车薪，一点也不管用。我又问卖医院的收入干什么用了？他说全部用于防疫和公共卫生。是了，事情总有个前因后果。堂堂一个大地区的头头，不管不顾非卖医院不可，总有什么道理吧？至于他说的实还是不实，各方调查验证就是了。

与仇和交谈时，医改方针正成为全国性的热门话题。先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课题组提出报告，称“我国医疗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失败”。接着，卫生部高官连续发表谈话，宣布医疗改革将以“政府主导”为基本方针。一唱一和之间，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对医疗服务现状的不满和抱怨似乎一下子就有了“出口”——“市场化改革”才是“看病难、看病贵”的罪魁祸首，幸亏有关部门正在拨乱反正，重建“政府主导”医疗模式在即，可望救万民于水火。

如此大气候之下，宿迁医改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也是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现象：行为权界定不清楚的地方，“话语权”必有惊人强大的威力。不管全国范围的“市场化医改”是否真有其事，给2003年就卖光全部公立医院的宿迁加戴一顶“市场化”帽子，看来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讲起来，我对上面“说法”一变、底下犹如泰山压顶的事情也算略知一二，可是爱莫能助，惟愿仇书记吉人自有天相吧。

不料过了还不到8个月，舆论就出现转机。3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记者黄勇撰写的长篇报道“江苏宿迁首次回应卖光式医改”。这份当年发表过“话说陈光”和“再说陈光”——为诸城国企改制讲了公道话——的报纸，系统报道了宿迁医改以来大量鲜为人知的实情：

——“全市135所乡镇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有134所完成了产权置换，…实行民有民营。拍卖所得的近4亿元的资金，进到了宿迁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金专户上”。   

——“在医疗领域，政府当裁判、教练和导演，不当运动员和演员，各类医院由政府主办变为政府扶持，社会多元化兴办”；“政府全额出资办公共卫生，”“在全市100多个乡镇分别设立乡镇防保所和乡镇医院，防保所履行公共卫生职能，由政府主办”；

——“绝大多数医院选择了营利（医院）性质”，但是在宿迁医改的发源地沭阳，也出现私人股份制的“非盈利医院”，并打出“公益牌”如“挂号免费”、“绿色通道”等政策，甚至引发了该县医疗市场的“公益竞争”；

——“改制后，..有效解决了公立医院的一个‘顽疾’———红包和回扣”；

——“医改5年来，当地的医疗保险、特别是农村公开医疗统筹从无到有，目前已覆盖全部农村人口的90%以上，人均年标准为50元，全国领先”；

——“2002年沭阳县人民医院是44.45元；改制后至今降到了39.23元；平均住院日从11.5天下降到8.6天，但医院的收入，已经从2002年的4830万元，迅速攀升到8140万元，光是一个骨科的进账，就从180万元增长到720万元”；

报道在结尾的地方说，“记者目前能看到的只是，过去公立医院沉积的许多弊端，的确在这场‘私有化’的进程中得到明显根治”。这当然不是断言宿迁医改已经大功告成。相反， “无论是宿迁方面或者是相关专家、官员，还没人敢断言宿迁医改真的就能彻底根治中国普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正如宿迁卫生界一位人士所说，‘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摸索’”。

”

三天之后，权威的《新华网》就发表了对上诉长篇报道的署名评论。意见当然还是不一致。不过，意味深长地被排列在前的肯定性意见，开门见山就说“原来几年前我们对宿迁医改的了解是十分片面的，因为我们一直斥为‘卖光式’、完全市场化的宿迁医改根本不是‘宿迁模式’的全部，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他们对全市135所乡镇以上公立医疗机构中的134所进行产权置换，实行民有民营的同时，还实行了以‘四分原则’为主要内容的配套改革，即管办分开、医卫分离、医防分设和医药分家。而正是这‘四分原则’才使政府找准了管理角色的定位，找对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方向。”

屈指算来，中央权威媒体发表高度肯定性的报道评论，离卫生部访宿迁官员对当地卫生局长放出的那句重话——“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见2003年10月23日《南方周末》，“卫生部调查宿迁激进医改”）——满打满算还不到三年。舆情转得那样快，好事来得那样急，可不敢说是福还是祸。也是经验说的，推进复杂改革的上佳状况并不是在“好得很”的呼声中高歌猛进，而是在允许探索、不能一棍子打死的前提下，批评、指责、质疑不断，逼得改革的为政者更谨慎、更周全。反正不管叫什么改革，事关民生的事情，总要经得起历史检验才最后算数。

所以4月份听说有一批经济学家要到宿迁调查，我就不免心存期待。该项调查的负责人李玲教授，是同事，是我当下供职机构的副主任，也是颇谈得来的一位好朋友的太太。略知近年医改风云的都知道，李玲教授还是主张“政府主导”医疗模式的领军人物。究竟是她影响了卫生部官员，还是卫生部官员影响了她，抑或他们互相影响，英雄所见略同，我就未加考证了。不过这并不重要。我以为重要的是，宿迁医改实践摆明不符合李玲的政策主张，以专业知识为背景来挑宿迁医改的毛病，也许别有见地；要是宿迁医改的实践者能够从善如流，从中吸取、转化出建设性的意见，把事情办得更好，岂不是皆大欢喜？

署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组”的《江苏省宿迁地区医改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终于公开摘要发表在6月22日、23日的中青报上。因为不知道摘录的准则，我想还是读到了原版的全文才算。后来李玲教授的网页刊载了《报告》全文，赶快下载拜读。好在是熟悉的同事，客气话可以全免，不妨单刀直入写下我对这份报告的读后感，一共也就是四个字——大失所望。

不妨先说明一点，我并不同意有的批评意见，认为《报告》的问题在于作者带了太过明显的先入之见。李玲教授主张政府主导，大家都知道。要是到宿迁几天就变成一个“市场主导”论者，也太不真实可信了。另外，将心比心，谁又敢说完全没有先入之见？拿我自己为例，还不是从听说宿迁医改的第一瞬间起，顿时就觉得胸中出了一口闷气——说医疗卫生非公立医院注定不行，现在有一个500万人口规模的全盘民有民营医院的实验，看看到底行不行？你看，我还没有直接观察过宿迁医改，竟然就有这等念头，不是先入之见又是什么？

我认为先入之见并不一定妨碍从事科学研究。关键在于，是不是把常人难以避免的先入之见——不管从何而来的——始终放在“有待验证的”地位来处理。我拜服的研究高手，不是没有先入之见，而是清楚地知道先入之见难免，而越是自己偏爱的先入之见，越要反复敲打、施以最严格的验证。从这点出发，我对《报告》最大的意见，是他们可能对自己“只有政府主导才能解决医疗卫生问题”的先入之见偏爱至深，而验证工作的规格却过于大意和马虎了。欲知详情如何，听下周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