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1日-23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国际金融动荡中的中国发展和改革”。以下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发言。
周其仁：
经济增长在时间上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在理论概念上很简单，因为它只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就是动员资源，放入经济增长过程。有很多资源放进去，经济就会增长，除了实物的资源以外，现在来看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货币的投放。这一点我们相信在长期看，多放票子是不会带来问题的，但是短期内它确实有一些这样的效果。那么，经济增长的第二个来源就是技术、制度还有结构。由于这些方面的变化或者说进步，使得放到经济当中的资源能够带来这些投入资源本身不能解释的更高的增长。经济增长就是这样两个来源。这样我们就可以来评价中国政府最近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
第一条，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增长，这也不是一届政府如此的，历届政府都是如此，特别是中国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面以后。现在全球遇到了经济下行的威胁，金融的危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中国政府在这个关口会对经济增长的注意力减弱，这一条我相信没有问题。
第二条，就是中国政府能动员的经济增长的能力，这一点我认为也没有问题。因为刚刚开过的“两会”已经表明了，这些数据已经公布了，无论是财政的、货币的、实体方面的、产业方面的都可以投放到经济过程当中去。特别是“两会”结束的时候中国总理还宣布已经有足够的弹药随时可以启动新的经济刺激方案，所以我相信第二点也没有问题。
第三条，我认为是中国保增长这个政策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政策实施当中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因为在我们很高的经济增长的时候，技术、结构、体制的变化还不那么如意。到现在因为经济增长速度成为一个当前的紧急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还有没有足够的精力放到第三个层面上来来，就是要动员我们的体制有更大的变化，动员我们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有更大的变化，有没有足够的注意力，有没有足够实质的政策？就这一点，根据我们的研究提出几个问题。我的看法是，我们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在这个领域还是有巨大的潜力。
第一点，我们从一个庞大的，高对依赖外向型的经济要转到内外比较平衡，特别是更好的为内需服务，这里面就面临很多体制的障碍。我访问过做外销公司的公司，他们的概念是外销的生意非常好做，只要给国际上发货，交易的费用比较低。但是，同样的企业经理，同样这些企业家的能力或者生产能力转为内销，虽然同30年前相比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是很是麻烦。很多做惯外销生意的公司甚至不再想做内销生意，因为我们的契约、市场的环境、各地政府的服务方面还有大量有待改善的东西。这一点我认为是在保增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国际的形势，国际市场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难以控制。而作为这样一个大国，这么高的外相依存度，其实各方面早就指出这不是太安全，也不是太应该的，因为经济增长的目标最后还是要提高本国人民的福利和享受。这个领域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无论从税收制度到政府的制度。
第二点，中国庞大的就业面临外销下降，这成为很大的一件事情。我想就业除了往就业系统里投放更多资源以外，也包括体制方面的改变，才能够增加就业的容量，尤其是要扩大创业的容易程度。这一点是中国30年经验证明的，如果当年没有乡镇企业的开口，不会有农村劳动力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在外汇、外贸这些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我们不可能容纳上亿的劳动力做外向销售。那么，现在要转向更平衡的发展，所以在国内的就业、创业制度方面还要进行深入的、实质的改革。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今天在座的任何人，要注册一个咨询公司在中国很容易，一般的经纪公司也很容易，但是要办一家医院，注册一家大学，办一家金融机构，注册一个电讯公司就不那么容易了。甚至香港中环用的那种比较简陋的方式，在卖报纸的就业机会，在我们今天很多大都市内也不那么容易，这些问题虽然不可以拿数量来描述，也不可以拿一个一次性投入多少钱来激动人心，但是它是实实在在带来经济增长的。
最后一点，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成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支柱，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疑义，但是中国今天的城市化它的基础部分还有一个薄弱的环节，就是土地的流动。这方面面临很高度的危险，因为当层层政权没有得到很好平衡的时候，土地转让权高度的自由，会有可能带来财产的侵犯。但是，如果不让土地资源更高的流动，我们的城市化，数亿的农民就找不到一个地方转到更高生产率的部门去。像这类两难的问题，我认为都是中国保增长当中应该注意解决的。
所以，概括起来，我认为支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投入相应的资源，这一点对中国来说不是问题。中国保增长的难点是在后面一点上，使我们投入经济当中这些动员起来的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来支持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