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S理论是当代英国著名生物生态学家梅纳德·史密斯（Maynard Smith）于1982年创立的，它在现代生物科学中被称为“自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建立以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参见里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P.107）。
达尔文和华莱士在19世纪各自独立地发现了生物进化现象后，都曾不约而同地提到，他们是在读了马尔萨斯的经济著作、尤其是人口论后才萌发出生物是进化的观点的。但这种良好的开端没有多久就被人类知识“专业化”的浪潮吞没了。20世纪以后，经济学和生物学在各自的领域内独立的发展，形同陌路。其实，它们所包含的内在逻辑是相当一致的。有人曾经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现实世界的现象，然后作出统计检验。现代生物学中的进化假说显然含有这样的思想，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好象设法使其基因的遗传频率“最大化”。而爱克塞罗德的实验则雄辩地证明了，从遗传基因“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善”是如何萌生并发展起来的。
ESS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宏观生态模型，从基因层次上揭示了生物进化的内外机制，并深刻解释了生物种群及其个体的行为模式。毫无疑问，它对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和经济学有重要的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对当代生物科学的发展知之甚少。以至于“寻租”理论的创建者、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不无忧虑地说：“考虑到这两门学科（注：指经济学与生物学。）具有基本上一样的理论结构——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这一事实，它们之间缺少相互交叉、促进是十分令人吃惊的 。”
对经济学与道德的“最大化悖论”（参见本专题之一）来说，ESS理论也许能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帮助和启迪。限于篇幅，我只能就此提出一些结论性的观点作为本专题的结语。而推理的过程、当然也包括对结论本身的批评和反思，则留给《经济学消息报》善于思考的读者们。
结论1：虽然文化、传统、教育等因素在人类道德的起源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我仍倾向于把善良、宽容、同情、利他、包括疾恶如仇等这些构成人类道德的主要品质看成是人类自身长期演进以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选择的最终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道德禀赋与人类的其它生存品质（包括自我保护意识、功利计算、自利的本能等等）都具有同样的客观属性，它们都是深深植根于我们的遗传基因中的、使我们的个体生命和种群生命“最大化”的有力武器。
结论2：所谓“理性”，对人类来说只不过是经过千万年自然筛选后留存下来的行为标准。虽然它常常给人一种观念性的表象，但正如我们在结论1中指出的那样，对于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追溯到基因的层次。现代生物科学和心理科学则揭示了它的传导机制：当我们的行为背离“理性”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焦虑和不安，这种焦虑和不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启动意志的阀门，驱使我们用行为来缓解由此造成的压力。对包括人在内的高等生物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神经系统完成的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反映罢了，而由环境选择所引致的生物进化则在基因的层次上规定了这些反映的方向和强度。
结论3：生物进化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偏好”形成的过程。对人类社会来说，这种“偏好”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道德的。对不同的个体或同一个体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体验来说，“偏好”的内容是广义的，即具有多重性、交叉性和（马斯洛意义上的）层次性。从终极意义上说，人类的行为就是一个“最大化”其“广义偏好”的过程；而“广义偏好”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类行为模式，用现代生物科学来解释则是一个经过生存环境长期选择的ESS。
结论4：经济学意义上的“最大化”虽然不能用来解释人类的一切行为，但由经济学家创立并由经济学家系统化、理论化的“最大化”方法无疑是分析和解释人类行为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