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中国不仅在国际上引人注目，而且自身的利益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这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界必须占领制高点，以营造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政策环境。其核心就是要转变只有政府才能参与国际舆论讨论这种潜意识，积极地鼓励学术界尤其是企业界人士参与国际舆论界的讨论，解释中国的立场，阐述中国的观点。中国的企业家必须先在舆论上走出去，进而才能在投资上走出去。
在国际舆论界缺乏声音影响中国经济利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06年董事会联合年会及其相关会议9月14-20日在新加坡召开。按照历史的沿革，这一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并且每隔两年在华盛顿之外的城市召开。新加坡政府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一年就主动提出要承办这一会议，显示出其极大的勇气以及在国际社会展现其影响力的决心。新加坡中央银行的一位负责人私下对笔者说，新加坡政府为这次会议提供了接近1亿美元的财政支付，更不用说大量非货币计量的社会资源了。
IMF和世界银行的董事会年会按理说是一个小型的内部性会议，这次却有多达23000人聚集在新加坡参加了这一会议。因为围绕着会议，各种各样的组织举办了相关的论坛和其他活动。笔者参加了IMF和世界银行所组织的会议论坛（POS，Program of Seminars），即讨论会计划，笔者所负责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非常有幸地被邀请作为POS的组织单位。整个POS讨论的话题非常多，主题叫做《世界的亚洲，亚洲的世界》，重点自然是亚洲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
与会议主题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来自中国内地的代表少而又少。我私下做了一点统计，这次会议正式发言人和讨论者一共有130多位，来自印度的有10位之多，其中不少是印度企业界代表，而来自中国内地的只有4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成功，还有清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兼CEO叶东（后两位笔者未见到，不知是否成行）。参加会议的非发言代表大约720人，其中14人来自印度（2个政府部门、4个学术机构、8个企业）；来自中国内地的只有5人（2个学术机构，3个企业），来自于大中华区的代表也不多。
印度的发言人多于中国，是长期以来国际知名高的印度官员、学者、企业家远远多于中国所自然形成的，但是，来自中国的与会者远远少于印度更加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这类会议基本上是对外开放的，新加坡也是比较容易去的城市。
是不是因为讨论的话题与中国经济本身以及中国的企业无关呢？恰恰相反，讨论的话题几乎每一个都与中国经济或者中国的利益息息相关。会场上热烈讨论了能源问题，特别是亚洲和中东的能源关系，参加讨论的有伊朗、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的代表，印度的能源经济问题专家，美国的专家，但是没有中石化、中石油的代表，也没有发改委的代表。会场上讨论了中国和亚洲的兴起对非洲的影响，我们没有看到来自发改委和商务部的代表或者中国相关的学者。在开会的同时，国际媒体所炒作的一件事情，即中国最近对非洲进行所谓“不正当”的或者过多的援助扰乱了西方国家对非洲援助的计划，中国代表在这个会议上没有人出来解释。会议上自然少不了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作了许多尖锐、一鸣惊人的预测，包括人民币未来10年将出现大幅度升值，中国未来十年将出现贸易赤字等等，成为净债务国。而参加开幕式讨论的周小川行长因为这一问题过于敏感，表示不便多讲。
相比之下，印度的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在会议上侃侃而谈，尤其是来自塔塔集团的一位高层经理，谈到他们走出去的心得，豪情万丈，出语不凡，却又条条在理，笔者不仅深受启发，而且暗自为中国企业有如此强大的竞争对手（在许多情况下的确如此）捏一把汗。
这一情况与笔者参加其他国际会议时的观察是一致的，那就是，讨论的话题与中国的利益息息相关，可中国的代表却少之又少，而且，中国代表又以官方代表为主，在很多话题上不便发言，这就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界难以占领制高点，而活跃在国际舆论界的人士主要是印度和西方人士。难怪一位来自国际媒体的记者私下跟我讲，在这种国际场合，印度人讲得太多，日本人讲的不得要领，而中国人讲得太少。
在国际舆论界没有声音，对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有负面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经济本身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国际话题，而这种国际话题的讨论和国际舆论的形成，对于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没有自己的声音，以至不能占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中国的经济利益肯定会受到各种伤害。日本就是很好的反例，日本上世纪80年代之内长期在贸易保护和汇率问题上处于舆论的劣势，因而在国际上形成了日元需要进一步升值的长期压力，由此导致了资金的大量涌入，造成了泡沫经济。可以说，日本在舆论上的被动，直接导致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和衰退。正在崛起的中国必须汲取这一教训。
如何占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
中国如何才能逐步占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呢？这也许需要回答三个问题。首先，由谁来讲，或者由谁来参与国际舆论的产生。当前，我们主要的参与者还是来自政府的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他们的参与固然重要，但是应该看到，在许多国际场合下，政府官员的参与并不是很切合实际，而且，政府官员的说法不可能非常灵活。单个政府官员参加会议必然会受到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的限制，所以，在国际上的发言往往不可避免地显得比较生硬，甚至起到负面作用。所以，由谁来讲这个问题，其答案恐怕是应该由非政府的民间人士来唱主角，这其中包括来自于中国企业界的人士，来自学术界的人士，还有那些了解中国情况、对中国友好的国际企业界和国际学术界人士。通过他们的参与，中国才能形成一个更好的舆论优势。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如果由其他人来解释和维护中国政府的政策，就好比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善之善者也。
第二个问题是讲什么。答案当然是讲国际上共同关心的、与中国利益密切相关的话题，而不应该是简单地重复中国内部讨论的话题。讲的内容也必须符合国际上所基本认同的道德标准、价值标准以及逻辑推演标准。不能简单地下结论，不能指责对方的利益和立场，而要善于讨论程序问题、公平问题、国际秩序问题、合理性问题，要善于站在对方或者是第三者的角度来讲有关中国的话题。如此说法，才最有打动力、感染力与亲和力。
第三个问题是怎么讲。首先当然需要使用国际语言。这次会议上，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市长讲自己城市的环境保护问题，演讲本身内容丰富，但是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却只能用日语，由另一位英语也不太好的日本女士翻译，效果实在是不敢恭维。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用国际上所能理解的，尤其是西方人所崇尚的逻辑与价值标准来阐释和反驳观点，这样讲问题才最有说服力。新加坡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新加坡的很多做法是完全不符合西方标准的，但是在国际舆论界，却很少有人敢直接指责新加坡，这归功于新加坡的舆论制造能力，更和他们讲问题的方法密切相关。
鼓励民间人士，尤其是企业界人士多多参与国际讨论
那么，用什么具体办法能提高中国的国际舆论能力呢？笔者认为，有三个具体的方向可以努力。
首先，对于政府部门领导人，建议放宽他们出国参加学术型民间舆论活动的限制。应该看到，领导人多参加此类活动，更加灵活地参与有关国际讨论，对于提升中国的形象、维护中国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第二，特别鼓励企业界人士走出去发表自己的观点，参与国际舆论的制造。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要在国际舆论领域走出去；中国的企业要出国投资，首先中国的企业领袖要出国发表言论，不仅要了解国外的经营情况和风土人情，而且要让外界了解中国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笔者特别留心和来自非洲国家的代表交流，尤其了解去非洲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的情况。总的说来，非洲企业人士对中国的评价是非常正面的，当然也有不少的误解。这就需要我们的企业界人士多和他们沟通。第三，要积极鼓励中国的学术界人士出国交流，不仅要参加传统的学术型活动，也要参加一些政策性的、半官方性的甚至官方的舆论活动。对于学者参加这种舆论性的活动，建议政府要在资助上建立体制，专门设立基金鼓励他们参加。对于国际舆论界活动的参加，也值得在学者工作的评价上给予鼓励。
总之，崛起的中国必须及时、恰当地参与国际舆论界的讨论，逐步占领国际舆论界的制高点，这是一项战略性的任务，值得我们及早着手，尽快制定相关的政策。而其核心就是要转变只有政府才能参与国际舆论讨论这种潜意识，积极地鼓励企业界和学术界人士参与国际舆论界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