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国经济外部失衡是一个长期课题，要有短期、中期和长期三步走的准备。
短期看，缓解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仔细研究美国本地的政治游戏格局，找出化解那些打中美贸易牌的利益群体压力的经济手段。中期看，需要大力促进国内消费。
长远看，必须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自由化，同时占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李稻葵/文
200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在2007年尽力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今年2月中，美国政府相当出人意料地在WTO贸易争端委员会向中国发难，指责中国对若干主要行业实行出口补贴。的确，国际收支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最严重、最紧迫需要解决的主要难题。
事实上，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将是中国经济大国发展战略所面临的长期课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研究和实施系统的战略和战术，笔者认为，有必要分清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问题，三步走，逐步化解矛盾，为中国这个大国经济的顺利崛起，营造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
短期:按美国地方政治游戏规则解决中美贸易摩擦
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核心是贸易问题。而贸易问题的提出，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所驱动的。以美国为例，几十位国会议员近来纷纷就人民币汇率等问题提出报复性贸易议案，其本质是国内地方政治因素所导致的。也就是说，每一位国会议员首先要考虑本地选民的利益，而本地选民的核心利益是就业问题，并非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低廉的价格，因为一般民众很难把价格的低廉与贸易自由化联系起来。
正是因为如此，许多美国国内的政治家、国会议员把本地失业以及本国生产能力外移归咎为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这样的政治信条最容易让民众们接受，至少转移到国外的企业没有理由在原来的美国生产地大规模地开展公关活动，因为它们已经不是当地政治游戏的参与者了。
进而言之，对于美国民众而言，最容易理解、也最容易迁怒的因素就是中国经济在持续进行着与美国不公平的竞争。对于他们，最不需要论证的证据就是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以及中国不断高涨的外汇储备。
因此，抓住了中美两国贸易失衡这一核心，也就抓住了中国解决外部失衡的着眼点。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就是美国地方政治的特殊游戏规则。
要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必须明白，汇率绝对不是一个核心问题。它既不是问题的起因，也不是缓解问题的要害。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中美之间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世界经济整体格局的演变，同时它也反映了中美之间储蓄率的非对称性，即美国储蓄率太低，消费率过高，以至于需要进口产品来满足百姓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大量的制造业，包括一部分高科技服务业的生产能力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具体而言，中国虽然与美国保持着15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顺差，但是，根据美国贸易委员会(ITC)自己的估算，中美贸易顺差中，中国提供的附加值大约在30%，也就是说，中国与美国的净逆差不过450亿美元。当然，这样的计算对于美国国会议员及选民来说，即便能够理解，也不愿接受。因为其推论是人民币升值不会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毕竟人民币升值所影响的只是那30%的附加值部分，这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笔者仔细地研究了近年来中美贸易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经济学文献，没有发现任何能够经得起计量经济学仔细推敲的研究，能表明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余额有显著性影响。
那么，如何才能化解中美贸易不平衡所带来的美国政治问题，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问题呢？笔者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是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在认真研究美国地方政治的基础上，通过政府推动或者直接参与购买美国的产品，以推动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就是说，要研究美国本地的政治格局，研究那些对中美贸易大做文章的国会议员的来源地、当选地的经济情况，有针对性地鼓励中国企业从这些地方进口产品。这种政策完全符合美国国内政治的游戏规则，并不构成对中美两国自由经济的干预，但却能够最有效地解决中美贸易带来的不平衡问题。比如，中国政府可以鼓励企业或者通过国有企业，购买美国中西部地区农业州的农产品。这并不对中国本地的农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中国可以利用这些农产品进行加工，将其转变为能源燃料，而不与本地农业竞争。中国也可以针对纽约州，购买相关的化工以及高科技产品，用以平息从美国纽约州来的国会议员的政治压力。与此同时，要在美国展开舆论攻势，与美国知识阶层、高级企业阶层对话，宣传和解释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问题是全球化以及美国经济自身问题的表现。
避免误区:汇率改革应循序渐进，外汇储备管理应有战略思维
根据以上分析，汇率绝对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核心问题，但汇率本身却是一个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笔者长期呼吁，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的形成机制不应该有根本性变化，但汇率本身应该缓慢上升。其原因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本质是资本账户的放开，是允许在汇率市场上有大量的、与政府利益不同的民间机构持有外汇，参与外汇交易。这对于当前中国十分脆弱的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而言，必然会造成潜在冲击。由于这部分民间持有的外汇储备对中国金融体制存在潜在冲击，必须十分小心。
而人民币汇率本身应该按照自己的逻辑，稳步升值。这不仅是推动中国产业升级所必需的，也有助于营造人民币稳步升值的国际形象，有利于人民币最终成为国际化货币，类似于当年联邦德国马克的情形。为什么人民币稳步升值有利于产业升级呢？因为这使得那些利润微薄的、以廉价劳动力加工为主的出口企业逐步淡出，迫使中国企业寻找附加值更高、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出口。以笔者来看，人民币稳定地以每年3-5%的速度升值，最有利于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最有利于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同时也有利于避免发生任何国际收支危机。当然，我们在对外宣传上仍需要一定的灵活度，有必要声称中国正在调整汇率生成机制，容许更多的非官方汇率市场参与者介入，尽管改革的重点相反，是逐步升值而不是急于放开资本账户。
既然汇率不是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核心问题，很自然的一个推论是外汇储备也不是核心问题。事实上，西方各国把中国高额外汇储备作为人民币升值的依据，只是一种借口。其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国与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经济的贸易平衡问题。依照以上的分析，贸易问题应当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规律去解决，汇率问题应当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处理，以此类推，外汇储备的管理也应按照自身的需要，提升到战略高度来考虑。
的确，中国的外汇储备远远超过应付国际收支波动的需要，也超出了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研究所得出的外汇储备的基本量需要。但是应该看到，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人民币完全具有成为国际货币的潜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外汇储备的管理必须具有战略思维。
外汇储备应该如何管理呢？笔者认为，外汇储备应适当集中管理(详见2007年1月本栏文章)。以高额外汇储备为后盾，中央政府完全可以在国际市场，比如香港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或者批准中国大企业在国际市场发行企业债券。这些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在近期内完全可以由外汇管理局作出承诺。以官方外汇储备作后盾，在人民币逐步升值的大背景下，这些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工具一定会在国际上比较迅速地形成气候，就像近年来的欧元债券市场，会逐步形成与美元债券市场抗争的局面。一旦如此，国际上的金融机构及中央银行会纷纷买卖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来合理地对冲美元或者欧元计价的金融资产的波动。这自然而然会形成对人民币计价资产的需求。当这一需求高到一定程度时，中国人民银行将逐步享有美国联邦储备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的地位，具有全球发钞的能力，人民币最终将成为国际货币。届时，中国不仅能够远离国际收支的危机，而且可以获得国际货币发钞国的铸币税。这是中国真正成为经济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
中期:推动国内消费，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中期来看，解决中国经济外部不平衡的根本措施，就是要提高中国民间的消费能力。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消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比如在医疗和住房等福利问题上实行双轨制，由政府补贴低收入人群，为其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基本医疗服务和住房服务，而非住房资产。这种福利性政策，据经济学的计算，并不花费中央政府大量的财政投入，但会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社会福利需要。当然，这样的政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社会福利的差距。当民间的消费逐步上升之时，中国的外部平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长期:提升国际领导力，全方位营造大国崛起的外部环境
从长远来看，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贸易摩擦不过中国这个大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所要解决的许多外部矛盾之一。类似的矛盾会不断涌现。一个后发的大国经济要崛起，必须合理解决类似的许多问题。解开这些难题之道在于提升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全方位地运用各种手段去解决矛盾，缓解冲击，甚至于将问题化解于未然。这方面，日本是我们最好的教员。虽然其国民经济实力强大，但是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比较被动，听任其他国际利益集团的摆布，最后导致长达十年的衰退。
如何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这首先需要中国各界仔细研究国际政治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学会运用好现行的规则。在此基础上，我们积极参与国际政治。比如在WTO进一步自由化的谈判中，中国要有自己的声音和倡议，它既与西方大国不同，也与发展中国家不一样。通过我们的积极运作，中国应该成为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桥梁，推动全球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一个进一步自由化的全球经济最符合中国的利益，最能化解未来的贸易摩擦，是支承中国经济崛起最佳的国际环境。
除了在国际谈判中发挥领导作用，我们还必须在国际舆论界占领制高点，化解贸易等经济摩擦带来的利益的让步。当然，这一切的大前提是我们必须不仅要用好自己的人才，让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发挥作用，还要广泛交结国际各界精英，加深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让他们多在国际场合为中国的利益说话。大国崛起过程中的经济政治外交，不仅应该是而且必须是全方位的，如此，才能营造出一个有益的国际经济环境。
总之，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外部平衡，必须仔细地分析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而不是盲从于西方各国的各种政治借口以及不切合实际的经济分析，必须区分贸易问题、汇率问题、外汇储备问题以及民间消费等各个层次的问题，逐一解决，而不能指望通过单一的汇率政策或者是外汇储备政策，达到解决贸易问题的目的。否则，反会落入西方政治游戏的圈套。在很大程度上讲，这恰恰会重蹈日本经济步入衰退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