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很幸运，在耶鲁大学做教授，经常有机会认识来自各国各界的出色人物，除了听讲他们的学术研究、政策观点、文学艺术创作、社会政治思想外，也能聆听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差不多每天有许多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等等。
我们以前总想，人一旦满足温饱之后，难道还有别的诉求？人再富，也不能说“因为我有钱，所以，我每天吃八顿饭；即使是夏天，也要穿十层衣服；尽管黄金对人体有害，但我还是要在饭里放黄金；或者，虽然我同一时间只能开一辆车，但我要买上20辆好车，并同时都开着”。正常人都知道，只有疯子才这样做。那么，吃住行生活挑战、父母家庭养老等需要都满足后，甚至给后代也可以留下足够财产之后，工作、生活的意义还在哪里呢？
3月25日，回到家，我跟陈笛说，“今天，在耶鲁管理学院，有一位叫杰克（Jack Perkowski）的先生来讲座，题目是《管理巨龙：我是怎样在中国创建亿万美元公司的？》（Managing the Dragon: how I’m building a billion-dollar business in China）。杰克是我过去在北京见过好几次的老朋友，也给我的MBA学生讲过课。他的经历非常有意思，一句中文也不会，但是，自1993年至今，一直生活在中国，住在北京。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创建‘亚新科工业公司’（Asimco Technologies），公司去年销售收入5亿美元，他自己的财富也早超过几亿美元了，真了不起！”
杰克的经历
陈笛，“他不懂中文，怎么能在中国工作、生活呢？难以想象。”
“杰克的故事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但是，他的故事也很能代表美国文化，说到底，在人的收入水平足够高之后，生活的意义更多在于成就感，特别是超出常规的成就感，就是所谓的‘乐在其中’，而不只是最后赚钱多少。杰克的家境再普通、再百姓不过了，他爷爷于1900年从波兰移民到美国的匹兹堡，做煤矿工人，父亲原来在匹兹堡的一家机械制造厂做工人，母亲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做普通接线员，父母没上过大学。杰克在匹兹堡上的中学很一般。只是他喜欢橄榄球，在中学橄榄球队打得很出色。所以，1965年高中毕业时，被耶鲁大学录取，并拿到耶鲁的橄榄球奖学金，进入耶鲁读书。对于他们家来说，这是万万没想到的。”
陈笛，“是啊，我也想进耶鲁。如果能进，我也会非常高兴。”
“不过，你比当时的杰克要幸运多了，因为你现在就生活在耶鲁大学周围，也上非常出色的中学。相比之下，杰克的父母非常普通，是蓝领劳动阶层，很难给他太多关于知识世界的帮助。杰克从耶鲁毕业后，去了华尔街的一家叫‘Morgan Guarantee’的公司，也就是现在的摩根大通银行，在那里工作两年。1971年又去哈佛商学院读MBA，学习工商管理。”
陈笛，“他读完耶鲁后，为什么还要去哈佛商学院读书呢？”
“在耶鲁读的是大学本科，你知道，耶鲁本科教育是注重全方位的基础教育，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数学与工程等等各方面都要学，目的是首先教每个学生怎么做社会中负责任的公民、怎么独立思辨，让他们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都有些了解，也就是所谓的通识教育，而不是教学生具体的谋生技能。谋生技能，或者在任何专业学科的深入研究，这些是大学毕业后、读研究生时期的任务，MBA就属于研究生学位。实际上，耶鲁本科教育的定位很简单，我们总说，如果从耶鲁大学毕业时任何本科生成了哪个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耶鲁本科教育的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任何本科生太窄地专注一门学科，而是希望每个学生全面学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耶鲁毕业生，工作一、两年后，再去哈佛读MBA，这样他们把耶鲁、哈佛的光都占上。”
陈笛，“那么，杰克读完MBA后，去了哪里？”
“还是回到华尔街，去了一家叫‘Paine Webber’证券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现在已被并到瑞士银行了，但当时是一个很出色的华尔街公司。他在那家公司的投资银行部工作，简单说，他的任务是帮助那些需要资金发展的企业融到资金，比如，如果常州天合太阳能公司需要一亿美元资金扩建工厂，那么，他们可能去找投资银行，由投资银行家帮助天合找到投资者，谈好价钱，也就是谈好这一亿美元可以换成多少天和的股份，也安排好其它的投资条件，然后，在投资银行家的撮合下，投资者把这一亿美元汇给天和，而天和把股票发给投资者。投资银行家只是中间人，把资金的需要方与提供方凑合到一起，做成交易，他们赚中间人佣金。投资银行佣金通常是所成交投资额的6%，意思是，帮助融资一亿美元时，投资银行家要赚取6百万美元，这相当不错。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耶鲁MBA和本科毕业生都相望去投资银行工作，那很热门。如果帮助融资100亿美元，你能赚6亿美元，这样的事谁不愿意呢？
“刚到Paine Webber时，杰克主要做私募股权销售，也就是说，帮助那些股权还没有上市交易的私人公司融资，他的任务是把那些私人公司的股权卖给私人投资者，比如他帮助过你以前喜欢去的海洋世界公司发行股票。从1973年开始，杰克做投资银行业务。九年之后，他被提升，去负责该公司的房地产行业融资部。上任两年内，杰克先生即把房地产投资银行部的利润增加到占整个公司投资银行收益的40%。正由于他的成功，公司看到他的能力，1984年让他接管整个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接下来，公司投资银行利润在两年内翻倍，第三年再增加50%，第四年增长30%。可是，到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发生大崩盘，对投资银行业产生很大冲击，使Paine Webber以及杰克的工作难以继续下去。”
陈笛，“不过，杰克到那时已经做了15年的投资银行家，应该赚了很多钱，他怕什么呢？”
“他的确不用怕。他当时已经是Paine Webber公司的高管之一，也是董事会里的董事。1988年底，他跟几个朋友一起成立并购私募股权基金，其目的是从许多投资者那里募集资金，然后，用这些钱去收购很有价值潜力的公司，换句话说，他们希望用自己对经济或者行业走向的判断力，以超过别人的能力去挖掘那些被忽视的价值公司。把这样的公司买下来，将其整合、重组或者改善其商业模式，整顿好之后再把这些公司出售，或者让公司股票重新再上股市交易。杰克他们的想法，是希望赚取卖出时跟和买进时的差价，以此获得投资回报。可是，一年后，他们放弃了。”
陈笛，“为什么会失败呢？这听起来很好的商业理念，他们又有融资能力，如果能找到好的价值公司投资，那不是很容易成功吗？”
到香港去淘金
“问题是，当时，有太多从华尔街退下的人都在做并购私募股权基金，就像现在中国也到处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一样，大家都去抢同样的价值公司，结果使这些公司的买价越抬越高，收益回报越来越低。到1990年，杰克先生41岁，已经有了19年华尔街投资银行经历。这个时候的杰克已经赚了很多钱，身价早已超过数百万美元，他的财富已经是他父母一辈子都无法想象的。吃住行，过任何正常人的生活，对杰克来说，已经不是问题。到这个时候，也就是人到中年了，杰克开始想：我下半辈子要做什么？显然不只是要赚钱，因为赚钱在哪里都能做，并且许多人都能做。而他更想做一件重新定义人生的事业。他想，上半辈子的工作是为了谋生，也为了积累经验，但下半辈子必须做一件体验人生的事业。
“并购基金的失败让他意识到，如果只是做一件‘人做我也做’的业务，那是难以成功的。如果要真正成功，则必须抓住某种大方向、大趋势，然后在别人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的时候，你超前别人一步，进入那个行业。这样，等更多人也认识到的时候，你已经先到了，你才算大成功。正巧，就在杰克琢磨世界上下一个大机会在哪里的时候，他偶然看到《商业周刊》杂志刊登的一篇对美国财政部长的访谈，内容是关于香港的发展前景，其中有段话对杰克特别有吸引力，那位财长说，‘如果我才40岁，我就会搬到香港去！’杰克想，我正好41岁！为什么这位财长对香港前景那么看好呢？看来，他话后肯定有因。但，问题是，杰克从来没有去过亚洲，更没有去过香港、中国，在耶鲁读书时也没学过香港历史、中国历史，更没学过中文。所以，香港对他是个迷，这下也好，他开始找到许多关于香港的资料，研究起来。
“1990年10月，杰克跟他的朋友比尔一起，启程去香港，开始他的第一次亚洲行。当时想，他们去干什么呢？去之前，他们订出一份很简单的商业计划：既然亚洲占世界人口40%，发展潜力当然最大，所以，发财机会也自然在那里。另外，他们想，美国和欧洲的平均年龄接近40岁，而亚洲的平均年龄30岁不到；不是说，一般的社会都是老年人存钱、年轻人花钱吗？如果真是这样，年轻人比例很高的亚洲社会不就有很多的消费需求，那不就有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吗？---- 尽管后来他们发现真实的亚洲社会不喜欢消费、而更喜欢存钱，他们当时真的是这么想。事后看，当时的他们是多么天真。带着这些想法和一股满腔热情，他们去了香港。”
陈笛，“他们为什么了解这么少呢？不是有很多书和研究报告吗？”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读书不如去实地考察了。尽管我们每年去中国，但是，对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对亚洲的了解也只能停留在媒体和书本了。到香港之后，他们发现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机会是如何、如何好，这一点让他们又很吃惊，因为他们在美国时很少听人谈到中国的投资机会。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可能很难理解，但是在1990年，情况的确不一样。由于他们起初没打算去中国，但是，在香港听到这么多人谈到中国的商业机会是多么、多么好之后，他们忍不住坐着火车到香港跟深圳交界的地方，占在香港那边的山上，向中国境内遥望了一个小时，那次遥望的确增加了他们的好奇，也让他们更想去亚洲试试。”
搬到中国开公司
陈笛，“看来，杰克的中国经历很有戏剧性，我以为人的生活历程更多是经过仔细思考、计划的。或许，这种没有计划的生活更有意思？”
“1990年底，杰克回到纽约，接下来的一年又去过香港几次。最后，他感到，如果要在香港发展，就必须身在其中；假如人在美国，那很难感受到、很难抓住机会。就这样，1992年，杰克打起家当，搬到香港。这一年也是他一生第一次到中国的一年，因为听到这么多人谈论中国的机会后，他实在憋不住了。一开始，他家在香港，但有时飞去中国。这十几年里，他到过中国不止五十几个城市。
“不过，虽然中国题材很热，但对于他这个中国外行来说，能去做什么呢？杰克知道，自己的强项是投资银行，也就是他有许多投资者网路、有许多资金来源，而中国的发展又需要很多资本，这两者合在一起必定是极好的组合，只是他不知道哪些行业、哪些项目最有前景。当然，杰克可以组建一个投资基金，把钱分投到许多行业的众多项目上，这样可以分散风险。可是，杰克觉得这样不是很理想，因为他认为，如果分散到太多行业，那么，不管在单个行业里的投资有多少，他照样要花同样多的时间去分析、跟踪那个行业的发展趋势，要做很多的研究投入。关注的行业多了，弄不好，到最后他可能对任何行业都不了解。于是，他决定集中在一个行业投，通过在那个行业投资许多公司，最终让自己成为那个行业的龙头控股公司。”
陈笛，“问题是，如果集中一个行业，万一对那个行业判断错误，或者那个行业出现问题，他的基金不就难以做下去了吗？这种单一行业的投资商业模式，风险也很大。”
“所以，行业的选择非常关键。1992年年中，一个偶然机会，杰克先生被邀参加《欧洲货币》在上海组织的一次会议，那也是杰克第二次入境中国。正置他在思考、寻找一个中国行业去重点投资的时候，在那次会议上，德国大众汽车一位高管的报告给他极大的兴奋，那位德国经理说，他们非常看好中国的轿车市场，认为中国正在增长的中产收入阶层会带来巨大的汽车需求，德国大众的未来收入增长应该主要来自中国的国内市场。等到这位经理讲完，进入问答期，一位听众问，‘大众汽车在中国扩大生产和销售的最大挑战是什么？’那位德国经理回答说，‘最大的问题是保证高质量汽车零部件的供应’。这下好了，杰克的商业灵感就有了，‘我要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甚至要成为全球最大的零部件商！’
“就这样，1993 年初，杰克先生选定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作为其集中投资的领域。1993 年前 9 个月，他和团队走访了 40 座城市里的 100 多家工厂。亚新科集团于 1994 年 2 月正式成立，首期从境外融资 1 亿 5 千万美金。在1994至1997年间，共建立 11 家合资公司，其中对几家核心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控股收购也在这一时期完成。到今天，共有17家零部件生产基地，分布在中国的湖南、安徽、四川、湖北、江苏、广东、山西、北京和黑龙江，也有55个销售网点，包括一些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网点。他们的发展战略是，先在中国建立生产制造基地、发展中国境内的销售市场，然后将销售网扩大到全球，成为全球化的直接行动者。“
陈笛，“他们为什么把生产基地分散到这么多省份，这不是不利于管理、增加管理成本吗？”
“是有这一问题。但好处是，由于销售市场遍及全国，也到国外，不同地方生产，不是也能就地销售、减少运输成本吗？再者，现在中国的高速公路、铁路网络很发达，异地运输不是问题，运输成本也下降了很多，这些已把中国各省之间的心理距离大大缩小。正因为这些交通运输技术，加上手机等通信技术，不仅各省、甚至各国的工厂和销售办公室能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公司，而且全球化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可行的现实。这些新现实的确给人们带来全新的商业机会，更加出奇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妈妈要你学好中文了吧？”
杰克的故事，他的商业模式，给我和陈笛很多启发。他没有学过工程技术，更没学过汽车制造，但今天已经利用他的华尔街融资网络，还有在中国和美国等地的销售网络，创办了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中国公司。原来，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形式，也存在于不同的行业，真是学不完，用不完。
对于杰克来说，从他的言谈和讲座中，我能充分感受到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满足，特别是他对几乎纯属偶然的“中国梦”的满足，这一切当然是1965年身在匹兹堡的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生所无法想象到的。让他最为欣慰的不一定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回过头看，在“中国热”还没起来的1992年，在他还从来没去过中国的时候，走在别人前面，选择把家搬到香港、随后搬到北京，尽管事前看那是多么莫名其妙！或许，这就是超出赚钱之外的人生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