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城市环境

　【核心提示】随着政府和民众对于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入，在我国，促进环境改善的市场力量和制度因素正在不断积累并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进程。过去3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城市化率从不到20%增长至如今的50%以上（年均增长率达到3%）。而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早期城市化过程中，这一时间长达60年甚至更久。

　　然而，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在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世界空气质量最差的前100个城市中，21个来自中国。据国际能源局统计，2007年中国的CO2排放总量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且差距逐年拉大。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以及正在经历城市化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伦敦烟雾、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罗马尼亚金矿污水泄漏等历史上知名的污染事件犹在眼前。日前，印度的研究报告显示，新德里每年由于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死亡人数高达3000人。过去10年，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Araihazar区，也有20%的人口死亡是由砷污染的井水引起的。

　　这些历史和近些年发生的污染事件，促使人们开始反思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并从国际比较中总结出一些对城市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主要机制。

　　第一，企业生产过程中“粗放式”发展模式，无疑会导致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这正是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发展所总结出的教训之一。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煤炭和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过度开采，以制造业和化工产业为主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大量出现。据统计，中国目前每创造1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位居世界前列，其中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增加值占比超过40%。世界银行报告指出，2003年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两项，造成中国经济的损失约占GDP的6%。若加上其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则经济损失将占到GDP的10%。火力发电产生的能耗和污染最大，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火力发电占比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目前，仍有20%的火力发电企业位于35个大中城市，直接威胁着城市空气质量。

　　第二，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增加了生活能源消耗，加重环境污染。全国流动人口从1982年657万，快速增长至如今的2.3亿，比英、法、德三个国家的总人口之和还多，对能源消耗总量和环境污染水平产生明显的影响。利用全国85个环境重点监测城市2006—2009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城市人口每增加10%，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浓度会增加约0.9%。个体居民家庭的收入增加，会显著提高居民对生活质量的需求。例如，1985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分别为9.57台和18.43台，至2010年底已分别增加至96.61台和137.43 台，在这25年城市居民用电量翻了近十番。此外，大规模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也产生不少环境污染问题，如北京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中，三成左右来自施工扬尘。

　　第三，城市空间扩张，对城市的资源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城市空间结构从“职住合一”向“职住分离”演变，大量交通出行需求随之产生。加之收入增长后居民愈加追求舒适的交通方式，私家车已成为大中城市中重要的出行方式。近10年，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以年均11%的速度快速上升，突破500万辆。全国已有17个城市平均单程通勤时间超过30分钟，已经接近或超过世界上最为拥堵的城市——纽约、洛杉矶、东京和伦敦。这表明中国主要城市即将进入一个“整体性交通堵塞”时期。机动车排放了大量的NOx、PM等污染物，会显著影响城市的空气质量，成为大城市主要的空气污染源。另一个事实是，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一直赶不上交通需求的增长，而大量道路的修建不仅没有很好地缓解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问题，反而进一步诱发了机动车的出行需求。

　　第四，除内部因素外，中国还面临着国际资本流入所造成的潜在环境威胁。有媒体和学者指出，中国内地已成为国际污染企业的“污染天堂”。地方政府对经济产出和财政收入的追逐，促使其产生了吸引外资企业进驻当地的强烈动机，相关优惠政策层出不穷，同时放松了对其环境污染的监管力度。价格低廉的土地资源、劳动力价格和材料成本以及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吸引大量外资企业来到中国进行生产和制造，并选址于环境监管水平较低的地区，由此产生了地方政府和外资企业 “双赢”的效果。然而，“世界工厂”虽然解决了国内大量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问题，却也造成了突出的环境问题。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现为环境保护部）的报告曾指出，2004—2007年间在19个省区共有130家跨国公司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其中不乏“世界500强”企业。

　　面临如此之多的负面因素，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经济增长能否走出环境污染的怪圈，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可以得到一些答案。如伦敦在工业革命后加强了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二氧化硫浓度从1952年烟雾事件发生时的350μg/m3，下降到如今的不到50μg /m3。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可。该假说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往往会经历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即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其内在经济机制在于：对环境产生负面和正面的影响因素，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相对力量存在差异。一方面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将导致资源投入的增加和污染物排放的增多，表现出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规模效应（即上述的机制）。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的应用，又会对环境的改善产生促进作用（表现为质量效应）。

　　应该指出，随着政府和民众对于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入，在我国，促进环境改善的市场力量和制度因素正在不断积累并发挥积极作用。

　　（本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973065和7127315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9&ZD042）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的资助）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