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又到了。通常这是反思过去、吐故纳新的时刻。去年一年实在难以令人满意，因此，让我们祈愿今年会更好吧。
对欧洲和美国来说，2010年是失望之年。泡沫破裂已逾三年，雷曼兄弟倒闭也已过去两年有余。2009年，我们悬崖勒马，在萧条边缘止住了下滑之势。2010年本应是转折之年：随着经济逐渐重回正轨，刺激支出应该可以平稳下降。
人们原本以为，2011年的经济增长就算略有放缓，对强劲的经济复苏来说也算不了什么。当我们回顾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时候，会把它视作一场过去的噩梦。市场经济在政府小心翼翼的呵护下将重现生机。
然而事实上，2010年是一场梦魇。爱尔兰和希腊的危机差点让欧元区分崩离析，也让人们觉得债务违约浪潮就在前方。在大西洋两岸，失业率均维持着10%左右的极高水平。在美国，虽然已有10%的按揭家庭失去了房子，但银行收房的速度可能还将加快——要不是收房之猛使美国人开始质疑他们一贯标榜的“法治”精神的话，本应有更多的家庭被剥夺房产赎回权。
不幸的是，欧洲和美国出台的新年措施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明明是私人部门的倒闭和挥霍无度造成了危机，却要求公共部门紧缩来为此买单！这必将造成复苏无力，失业率下降到可接受水平所需时间也将被大大拖长。
竞争力也将有所下降。中国在通过教育、技术和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而欧洲和美国却在反其道而行之。
政客们开始纷纷宣扬艰苦奋斗的美德，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承担苦难的群体——贫民和子孙后代——人微言轻的缘故。诚然，为了使经济继续前进，必须有人承受痛苦，但日益倾斜的收入分配清楚地显示了应该由哪些人站出来买单：在美国，大约1/4的收入集中在最顶层的1%的人手里，而大多数美国人今天的收入还不如十几年前。一句话，大多数美国人并未从最终证明是“大泡沫之母” （Mother of All Bubbles）的“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时代获得好处。凭什么让无辜受害者和那些根本没有从虚假繁荣中收益的群体付出更多？
欧洲和美国拥有的人才、资源和资本在衰退前后并无不同。或许这些资产中有一些被高估了，但总体而言，它们大体上完好无损。在危机降临前的几年里，私人金融市场出现了大规模资本错配，而在危机发生后，资源利用不充分所造成的浪费反而愈演愈烈了。问题是，究竟怎样做才能最好地利用资源？
债务重组——减记家庭以及部分政府债务——是其中的关键。减记迟早要发生。而有意推迟将造成毫无必要的极高成本。
银行从未坦承自己有不良贷款，现在它们也不愿意识别损失，至少在交易和存（极低）贷（较高）款巨大息差带来的利润足以填补损失之前是如此。金融部门会把足额偿付债务的负担抛给政府，根本不考虑这将带来极大的社会浪费、极高的失业率和极巨的社会成本。而这明明是它们自己的放贷失误造成的！
但是，历史表明，债务重组总能令生机重现。没有人愿意看到1999~2002阿根廷所经受的苦难在别处重现。但阿根廷在危机之前好几年便陷入了困境——失业率高企、贫困率剧增、经济增长极为缓慢甚至衰退。而在这几年中，IMF救助计划和财政紧缩一直在实行。
直到实行了债务重组和货币贬值，阿根廷才开始迎来连续多年超高速增长。2003~2009年，阿根廷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2009年国民收入已较2002年危机期间的谷底翻了一番，较危机前的峰值也增长了75%。
阿根廷贫困率也从危机时期的峰值下降了3/4。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阿根廷的表现也要远远好于美国——失业率虽然较高，但也只有8%。如果当初阿根廷拒绝认识到问题所在，或是竭力隐瞒问题所在，情况会变得怎样？我们想都不敢想。
所以，我的新年愿望是：不要再关注那些将我们引入歧途的金融术士了。这群人如今正在呼吁财政紧缩，千方百计推迟债务重组。我希望我们能用常识抵制对这群人的盲信。如果有什么痛苦需要承担，那就让那些危机的始作俑者、那些在危机前泡沫时代获益最多的人站到最前面去吧。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