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总是促使人们带着伤痛和愤怒，探究它的起因和罪魁祸首，当前的金融危机也不例外。人们已经把矛头指向了松懈的监管机构、贪婪的银行家和投资者、天真的消费者以及软弱无能的政治家。但有一个群体没有受到细究，那就是学术界，尤其是大学的经济系和商学院。毕竟，此次危机起因——无论是金融创新、资本项目可兑换、放松监管，还是股票期权——的理论支柱，不少来自于美国学术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而非落魄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官员。事实上，在过去25年里，随着金融业的规模和影响力迅速扩大，商学院和经济系受益匪浅。资金，还有薪酬、捐款和制度权力等方面，都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学者们（有少数明显的例外）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对危机即将爆发毫无察觉，但至于何以如此，人们却讨论得很少。一种可能的原因在于具有学术地位的知识类型：研究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曾被视作过时且落俗的行为。危机爆发后，这类研究再度流行，从这点看来，学术界正在自我纠正。
学者们之所以未能预测到当前危机，还有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原因是，他们所受财务激励的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与许多华尔街银行家面临的利益冲突并无不同。学者们强调，激励对塑造人类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一直不愿剖析，激励可能对他们自己的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
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越来越多的学者面临隐性的财务利益冲突。如今，许多学者——尤其是来自声名显赫的学府的学者——与他们的研究所针对的机构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商业利害关系以及一系列财务上的联系。这些利害关系包括丰厚的演讲费、担任金融机构顾问、在私人股本或对冲基金公司担任管理职务并持股，以及担任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理论与现实的联姻一直被大学视作一大优点，此类安排也的确有不少可取之处。但如果凡人会受到财务激励的左右，难道学者就不会吗？如果一名学者就资本账户自由化的优点撰写论文和发表演讲，与此同时又经营着自己的对冲基金，那他可能只不过是在实践自己的想法。
但是，可想而知，在某个时候，情况可能正好完全相反。如果一名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认为应该免除主权债务，在上世纪90年代反对资本账户自由化，或者在本世纪初反对股票期权，那么他被花旗公司(Citicorp)重金请去演讲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大学之本在于研究和教学，但金钱也已在它们追逐之列。两者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后者，前者就难以进行，在这一点上不该抱有任何幻想。承担学术风险、自由选择研究和发表的课题、拥有犯错的权利，这些是学术界的生命线。但我们难道不应该以要求其他人的透明度标准来要求学者吗？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针对学术界的标准应该更高：它的成员享有终身职位，这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稀有的特权。我们可能会向政府和公司鼓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优点，却不太愿意身体力行。
最近几年，在确保研究和报酬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能够更加透明方面，生物科学界取得了可观进展，建立了鼓励举报利益冲突情况的机制。令人遗憾的是，在社会科学和商业院校，这方面的要求非常薄弱。终身职位意在保障学术自由，不能防止学者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这种情况是否需要改变，又该如何改变，学术界最好反省反省。
作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Madan Lal Sobti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