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6次报告会简报之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6次报告会于2009年2月14日下午在中心万众楼召开。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卢锋教授和平新乔教授演讲内容。 

卢锋：奥巴马新政四大看点 
 
美国目前经济形势有两个特点，一是金融危机仍在深化，二是实体经济全面进入衰退。首先，投资者避险情绪重，市场流动性紧张。尽管国债收益率很低，政府用各种方法对经济体系注入大量流动性，但无论是泰德利差还是公司债券利差都处于历史较高水平，说明信贷紧缩仍很严重。其次，房地产价格调整尚未见底。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CBO）最新报告认为，房地产还要深度调整，房价仍处于向长期趋势回归过程中。再次，2008年最后两个季度GDP环比下降0.5%和3.8%，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的报告认为今年GDP增长率可能是-2.2%，这次衰退时间可能要持续19个月，成为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危机。

奥巴马新政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观察。第一、救助和整肃金融，这是当下正在进行的。第二、刺激经济，推动经济走出衰退，这是准备要做的或已在部分实施的。第三、财政失衡是美国经济面临深层挑战，现在暂时不管但是终究要面对，因而不可避免要慢攻财政。第四当然是要护卫美元。

金融系统仍需“急救止血”。急救政策需考虑如何解决银行坏账、如何解决中小企业和个人贷款困难两大难题。2月10日新任财长盖特纳提出的金融稳定计划基本内容是“两个一万亿”。但是这个计划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反映并不好，没有市场预期的一些具体措施。在金融危机止血阶段之后，估计美国当局对金融系统政策会突出一个“管”字：在激励机制、经营方式、组织架构、高管行为、货币政策等方面系统调整监管措施，试图亡羊补牢堵住导致金融危机的漏洞。

经济刺激计划是奥巴马新政的重头戏。对这个计划有两点评论。第一，减税提振消费作用相对受到局限。这次危机源于此前美国国民总消费过度，减税政策更大作用是要恢复储蓄，重建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保证居民在重建储蓄时消费减幅不要太大，很难主要依靠合意消费增长提振总需求。

第二，投资计划承担双重任务，即不仅要刺激总需求，还要创造具有自生能力的新产能。在全球化环境下，美国作为技术领先国向外转移和外包缺乏比较优势的生产工序或环节，同时要在开拓技术产业前沿方面发挥较大作用，以求在传统产业“转出去”与新兴产业“长出来”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上世纪90年代IT革命经验显示，如果全球技术和产业处于活跃演变期，美国在前沿科技研发、资本市场、企业体制等方面的相对优势能得到较好发挥，这一增长模式确能帮助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是这次危机教训现实，如果一定时期内技术和产业前沿相对平静，如果美国对致力拓宽技术和产业前沿使命意念模糊或用功不勤，或者出于机会主义心态试图仅凭衍生品“创新”主导全球，则会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

现在看美国的意图比较明确。投资计划把主攻部门锁定为新能源、环保等新科技领域，希望通过科技和产业前沿的突破来改变美国产业结构，使美国重回全球经济制高点。这个意图虽然不错，但能否如意实现存在问题。何处是技术突破最先发生的前沿领域？技术突破何时成熟并足以启动新产业变革？从历史上看这些难以事先预测。通过政府投资启动具有演化属性的历史进程，是“知识上的冒险”，实施成效上具有不确定性

由于长期过度消费，加上应对危机大把花钱，美国面临财政失衡巨大压力。据有关分析人员提供数据显示，最终解决金融危机所要动用资源成本会高达9.7万亿美元。即便看比较狭义赤字和债务，财政失衡规模也很惊人。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估计，不包括奥巴马刺激经济新支出情况下，今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也接近1.2万亿，相当于整个GDP比例8.3%，远高于3%的警戒线；债务率达到82%，在美国两百多年历史中是仅次于二战时期的次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一万亿以上的财政赤字可能要延续多年。另外“婴儿潮”一代人开始陆续进入退休年龄，需要从政府代管的账户中领取退休金，这个因素加剧美国财政负担影响甚至被评论认识形容为“银发海啸”。总之，财政困境将构成制约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和政策选择的关键因素。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上述财政状况，那它指定早就崩溃了。可是美国仍然能够支撑住，仍能借钱做几千亿美元空前规模投资计划，这跟美元的强势地位有关。一国货币强势国际地位当然是建立在特定历史环境和该国综合经济实力基础上，地位一旦形成会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无论从逻辑还是历史角度看，国际货币地位终究仍具有嬗变性和更替性。从根本上看，一国货币地位是其实体经济和综合国力的结果，美国不可能靠无限期透支美元国际地位维持强大。

美国经济前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官方当然希望能够很快摆脱危机，投资刺激需求同时催生启动技术-产业前沿突破，让奥巴马总统在可能的第二任上像当年克林顿政府那样坐收产业变革的“财政红利”，从而使得美国经济霸主和美元地位得到巩固加强。这个预案不大现实，不过考虑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经济兴起案例，不妨看作一种逻辑可能！

另一种可能是危机深化使美国金融和经济处于长期衰退甚至萧条不能自拔，振兴计划刺激经济和调整结构未能见效，“财政危机-通货膨胀-美元剧贬”导致美元资产恐慌性抛售和美元崩溃，结果美国经济很快会一蹶不振。这是目前市面上一些悲观论畅销书的大致思路。虽然美国在走下坡路，不过如果考虑美国经济内在调整能力，对这类极端预测观点也有质疑必要。

第三种可能是美国2-3年内逐步走出危机，经济振兴计划对刺激需求和调整结构有一定成效，经济复苏使财政赤字压力逐步缓解。在经济回稳后，美国迫于内外压力实行结构性政策调整“政府、居民、贸易三大赤字”问题。最终情况是美国相对经济地位显著下降，但在未来一段相当长时期仍可能是综合实力最强经济体，美元则在深刻演变的国际大环境中重新定义其地位。这个比较平淡推测也许与未来演变情况更接近一些。

 

平新乔：关于增值税与营业税及个税起征点的研究

 

为什么要改增值税？这涉及到企业负担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过去资本品价值不抵扣，即增值定义不清楚。增加值是新创造的价值，资本品是原来的价值，不应该进入税基核算。从1994年税改一直到2008年，资本品价值一直不能抵扣。2009年开始可以资本品价值抵扣，这当然值得肯定，但是可以抵扣的资本品还不包括厂房，因为建筑业不收增值税、只收营业税，这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其次，大部分服务业不实施增值税，仍然按原先“工商税”的办法，以服务业的全部产值为税基征营业税，而营业税实质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商税”。在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中，只有商业（包括批发与零售）实行了增值税，企业可以有权享受“进项抵扣”。当然这个“进项”也不含资本品。

最后，增值税的“门槛”设计存在很大问题。一般来说，只有年产值高于100万元的工业企业和年销售额大于180万元的商业企业才具备申请增值税的资格。达不到条件的，按照毛产值来征税，税率在3—22%。

在这样的税制格局下，中小企业和服务行业实际税负比较重，这是对服务业和小企业的歧视。对此结论，平新乔教授用数据来证明。

利用全部企业平均增值税税负和规模以上企业增值税税负可以间接推断小企业增值税税负。全国来看，从1997年到2004年，全部企业平均税负都是低于规模以上企业税负的，2005年二者持平，2006前者开始高于后者，说明近年小企业税负高于规模以上企业。分省市来看，北京、上海全部企业平均税负长期高于规模以上企业税负，江苏、宁夏、新疆最近也出现了上述现象，说明不论是最发达地区还是最偏远地区都出现了小企业增值税税负大于规模以上企业增值税税负。

还可以对增值税税负和营业税税负进行比较。我们把服务业的增值额真正算出来，比上交的营业税，把得到的实际税率同增值税税率进行比较。在2004-2006年，全部企业增值税税负和房地产企业税负都是10%左右，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营业税税负高达25%。分省市来看，北京的全部企业营业税税负在1999-2004间一直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值税税负。上海从2004年开始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上海、北京率先发出改革营业税的要求，其背后有服务业提升的需求。

问题怎么解决？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改革增值税、让资本品价值可以抵扣，企业就会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对就业不利。这种效应可能有，但只是次级效应。而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存活并且多雇工人是一级效应。

此外，增值税改革要考虑到对老百姓的伤害程度。征收增值税以后，商品价格提高，老百姓消费成本上升就会减少消费。如果我们能通过减税让老百姓消费成本降下来，就可以鼓励消费。这里平新乔教授计算了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福利效应。我们借鉴了英国经济学家Stone在1956年提出的模型，在一个线性支出函数的基础上，通过价格变化带来的补偿变化（CV, compensating variation）和等价变化（EV, equivalent variation），来看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导致的价格变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平新乔教授根据中国城市生活与价格年鉴数据，把老百姓分成七类（最低收入、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高收入和最高收入），把每一类消费者的消费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算出来，得到其消费结构，然后再根据征税带来的价格变动，算出CV和EV。将CV和EV除以消费总支出，就得到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福利效应，即税对老百姓的伤害。结论是，增值税和营业税都具有累进意义上的“公平”的性质，即富人税负的福利减少影响较大，但是营业税对每个收入阶层带来的福利减少影响都比增值税类似影响更大。

依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改革建议。第一，将“进项抵扣”推广到全部服务业，即改“营业税”为增值税，把增值税改革推广到产品与服务生产的所有企业。第二，免征小企业（年产、销值低于200万元）的增值税，让他们只缴纳所得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就是这样做的。1987年，日本推行增值税（VAT）时就规定，年产销值低于3000万日元的小企业免征增值税。这类小企业当时占日本全部企业数的68%，三千万日元相当于我们的两百万人民币。

个税起征点涉及到很多问题。平新乔教授比较了世界各国个税起征点占每个劳动力平均GDP的比重大小。印度比重最高，比例是141.53%，一般国家低于10%左右，起征点远远在每个劳动力平均GDP的左端。我国现在也在左端但是比较靠近每个劳动力平均GDP，即个税起征点占每个劳动力平均GDP的比例为82.19%。在所考察的国家中，除了印度以外，中国是相对个税起征点最高的国家。对应目前我国发展水平，每个月两千块钱的起征点应该说不算太低。

提高起征点有什么好处呢？提高起征点以后工人收入增加。这个所得增加的好处并不是让工人独享，企业老板也要分享。企业看到工人收入增高就会在谈判时压低工人税前工资，工人工资降低就会增加就业，改进工人的效用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现在每年个税收入三千亿左右，等于低保支出。所以提高起征点以后个税收入会降低，同时补贴支出也会下降。平新乔教授用数值模拟计算这两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得到较为合理的个税起征点。

结论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有提高的空间，但空间不大。按照现在的收入分布来估算，大致可以提升到月薪2800-3200元。平新乔教授认为个税改革不应该强调起征点，而应以家庭为单位减少老百姓的税基。老百姓现在支出最大的是上学、看病、买房，要把这些支出抵扣掉。比如有一个小学生上学每年抵扣一千块、一个中学生抵扣两千块钱、一个高中生抵扣三千块钱、一个大学生抵扣一万块钱。买第一套房子的部分利息支出也可以抵扣。

（唐杰、王子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