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以及经济学家作为有用的政策实践者的名誉，似乎在难以挽回地下降。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捕捉到了这一情绪：她尖锐地问道，为何没有一个人（尤其是经济学家）预测到危机的来临。毫无疑问，尽管有少数几个唱衰者正确预测了暗淡的前景，但整个经济学界遭遇了惨败。
此次失败的代表人物，当然是两位最举足轻重的政策制定者——前美联储(Fed)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及其后任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他们和许多其他专业人士，协力创造了一种信任制度，将市场的地位抬升到了不容质疑的高度。
但危机总会发生，并且，尽管它们存在令人沮丧的周期性，你还是无法预测它们爆发的时间、形式以及源头。大多数危机——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的危机——都是从未知角落蹑手蹑脚地向我们逼近。正如凯恩斯(Keynes)的至理名言所说：“不可避免之事从来不会发生。发生的总是那些意料之外的事情。”所以，如果经济学在预防危机上的价值永远是有限的（尽管我们希望它并不是根本不存在），或许，一个更公平也更现实的准绳应该是，其在指导人们应对危机方面的价值。就这一点而言，在一年过后，我们可以说，经济学的价值是可圈可点的。
为什么这么说？让我们回想一下，美国上世纪20年代末的衰退之所以会演变成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要归咎于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它们分别是：过度收紧的货币政策；过度谨慎的财政政策（尤其是1936年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FDR)掌权之时，政策收紧导致美国经济出现了另一次严重衰退）；以及严重依赖以邻为壑的政策，其中包括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因为各国在上世纪30年代抛弃了金本位制）与提高贸易壁垒。当前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在上述每一个层面上，我们都努力且有意识地避免了过去的政策错误。
在货币政策上，伯南克遵守了他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90岁生日时向其许下的承诺：“关于大萧条。你是对的，我们一手造成了那样的局面。我们深表歉意。但多亏了你，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作为大萧条的优秀学生，伯南克利用了一些常规和一些极其非常规的方式，来阻止“大萧条”再次发生。在干预力度最大的时期，美联储开始效仿前苏联中央银行，不仅充当宏观经济政策的管理者，而且还充当信贷的微观分配者。
在财政政策方面，政策制定者们推出了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在债务负担与信贷市场失灵的双重压力下，私人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完全坍塌。政策制定者从凯恩斯那里得到了灵感，用公共需求来抵消这部分需求的下降。
最令人吃惊的是，尽管贸易空前萎靡，但甚少有国家诉诸于以邻为壑的政策。当然，一些国家的货币汇率的确出现了大幅波动，但这些波动大部分是由市场推动的，除了中国——货币政策在其操纵竞争的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已经变得更加显而易见。此外，也有一些国家提高了贸易壁垒。但它们的规模较小、地理范围和产品类型有限，且大多都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唯一的例外就是对金融业与汽车业的大规模援助，尤其是在美国。但这么做至少有一个情有可原的理由，即援助旨在阻止企业破产，而不是提升它的竞争力。但总体来说，很明显，各国普遍放弃以邻为壑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它们意识到了这种做法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有关经济学影响力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世界各国在财政和货币领域推出了类似的应对政策，并且都没有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与保护主义措施。这在发达国家很明显，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同样明显；在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此，在共产主义中国和经济仍然受政府控制的印度同样如此。如果说曾有过什么“大共识”(Great Consensus)的话，这就是共识所在。
如果80年前没有发生过大萧条，我们可能就不会有可以利用的“自然实验”，或许，2009年的情况就会完全两样了。但发生过大萧条的事实，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我们没有落下重复历史错误的罪名，是因为经济学界已经从那次事件中学到并提取出了正确的经验。
当然，我们没有学到所有的经验；我们甚至可能学到了一些错误的经验。还有可能，我们正在为未来的危机铺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仍然在探索驯服金融的方式。因此，经济学必然会再次失败。但我们避开了本来很有可能在2009年发生的大萧条，为此全世界都应该感谢经济学；至少，这是这个学科为放任2008年危机发展所作的补偿。
本文作者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和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高级研究员、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研究教授。
译者/董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