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5月份，中国经济是否再次出现过热的迹象又成为海内外财经人士和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起因是，中国前三个月的GDP增长了10。2%，前4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超过了20%。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又开始静悄悄地上升。尽管中国政府在4月27日就“温和”地加息了，但不少经济学家却把这个行动称为“对着影子开了一枪”。紧接着在5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大城市的房地产实行新的调控政策（6条）。而后，进一步上调利率的传闻更是接踵而来。政府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的这些反应以及各种猜测毫无疑问是值得高度关注的，但是经济学家自己的意见却表现出相当大的分歧，甚至不少经济学家表现出了异常的平静。
上周，应欧盟驻中国大使馆的邀请，我与在京的5位经济学家出席“中国宏观形势圆桌会议”，而坐在我们对面的是来自布鲁塞尔的几位经济学家。我们没有给对方提供一致的看法，各自表达的是有分歧的观点。布鲁塞尔的这几位经济学家在北京的访问还包括了与发改委等中国政府官员的会面。在听取了中国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看法之后，我猜测他们带回去的肯定不是直截了当的答案而是有待认真分析的信息。
回顾2003年之后发生在宏观经济上的讨论以及对出台调控政策的争议，我们发现，经济学家内部对中国宏观形势的基本看法总是认同大于分歧，不仅对判断经济过热的标准、对统计数据的解读，而且对应该出台什么样的治理政策和什么时候出台等问题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对宏观形势的看法越来越趋于分歧？是因为中国经济变得复杂了看不清楚，还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的能力有限？
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坦率地说，中国经济学家当前对宏观形势的争议也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在过去对宏观形势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我的观点是，经济学家现在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看法一致还是不一致，其实并不重要。经济学家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没有共识。这不是问题的要害。重要的是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及治理宏观经济的思路是否有了更多的研究和更全面的知识。这一点最为重要。如果是的话，那么，政府宏观管理的政策往往就会在经济学家的争论中择机出台。政府从经济学家的争论中学到了东西并且找到了政府认为重要的信息。我认为，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去10年来避免了通货膨胀对我们袭击的一个重要但被忽略了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发生的几次严重的宏观过热和通货膨胀。但自从1994年以后，通货膨胀问题已经不再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是因为我们经济的基本面逐步消除了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呢，还是主要因为我们比过去在宏观管理政策（尤其是货币和信贷管理政策）上技高一筹了呢？我更倾向于后者，是知识和政策的进步的结果。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1994年之前，我们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我们的确没有能够防止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大起大落。不能说经济学家在那个时候没有争论，但是确实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管理货币的研究与知识非常有限。中央银行的职能很不健全，对货币管理的能力、手段与知识都还非常粗糙。还根本没有一个“货币当局”。一切都由政府说了算。而过去10年来，这一切都变得完全不同。我曾经撰文说过，中国的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研究在90年代之后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经济学家为了更好更多地认识宏观形势的争论与研究中，政府也获得了不断进步的知识。比如说，这些年来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在看待和处理国际收支的变化、外部不平衡以及货币冲击等技术性问题上有了提高了的知识和理念，这无疑得益于经济学家的研究与广泛讨论。
与1994年之前不同，在1994年以后中国基本摆脱了通货膨胀的困扰，实现了长达10年的宏观稳定。有的经济学家说，这是因为在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彻底改善了总供给，也就是说产能的增长速度加速了。结果我们出现了产能的持续过剩。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1994年之后的分税制激发了地方投资热情的结果。但是这个解释还是有一个问题，既然产能的增长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果，为什么地方“过度投资”的行为没有引起总需求的膨胀呢？
有的经济学家说，一个部分的原因是，在投资需求过度增长的同时，消费需求的增长放慢了。再一些经济学家说，消费需求的放慢是因为居民在1994年之后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原有社会保障体制的瓦解而改变了储蓄倾向的结果，就是说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在提高而不是下降。
这些研究都帮助我们提高了对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实现宏观稳定的原因的认识。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没有政府和货币当局改善了的宏观管理和货币管理的知识与技术，我们怎能看不到了通货膨胀之后没有遭遇通货紧缩？可以预料，经济学家是否能够达成一致看法不是决定宏观稳定的主要因素，真正的关键是政府执行稳定政策的知识、能力与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