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那些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次接触到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的人而言，当前西方世界关于财政政策的辩论令人沮丧——我实在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了。
有人说波旁皇族什么都没忘记，也什么都没学会。同样的评价完全可以套用到今天的一些当代凯恩斯主义者身上。他们不能也永远不会忘记美国上世纪30年代犯下的政策错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被当代凯恩斯主义者奉为圣经，但对于这部著作面世以来经济理论界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似乎从中什么都没有学到。
如果用漫画形式来描述，这场辩论是这样的。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幽灵所困扰的凯恩斯主义者警告，美国仍随时有可能陷入另一场萧条。他们宣称，最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莫过于过早收紧财政政策。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1936年连任后犯下的错误。与之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财政刺激。
反凯恩斯主义者反驳道，美国的财政政策已经走上不可持续的道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警告，到2021年，公众所持的联邦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将从今年的62%升至90%以上。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最近在一份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警告称，如果债务负担超过GDP的90%，可能会导致增长减速和通胀上升。
凯恩斯主义者则指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几乎没有任何通胀恐慌的迹象！反凯恩斯主义者对此反驳道，债券市场的抛售很少是渐进式的。只需一则坏消息——例如信用评级下调，就能触发一轮大跌。而且债券投资者担心的不仅仅是通胀。美国债务的外国持有者（占公众所持联邦债务的比重达47%）担心，未来会出现某种形式的违约。
凯恩斯主义者表示，“债券警卫”(bond vigilantes)纯属虚构。以哈佛大学(Harvard)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为代表的反凯恩斯主义者则说，真正虚构的乃是凯恩斯乘数(Keynesian multiplier)——据说该乘数能将财政刺激转化为数倍的总需求提升。正相反，超大规模的赤字正在削弱商业信心，尤其是高赤字意味着未来更高的税收。于是，在盛夏三伏天到来之际，各方唇枪舌剑，你方唱罢我登场，惹得财经媒体心花怒放。
当然，从某些方面讲，这根本不是一场经济学论战，而是一场关于历史的争论。1933年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时，美国的赤字已达到GDP的4.7%，随后在1934年达到5.6%的峰值。二战爆发前，联邦债务负担仅略有上升。正是在二战期间，美国（及其它所有参战国）着手实行了类似于2007年以来的财政扩张。由此看来，我们今天所见证的情形更接近上世纪40年代而非30年代：这是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财政。
但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首先，美国是通过发售战争债券，利用国内储蓄为巨额战时赤字融资的。其次，战时各国经济基本上是封闭的，因此不存在财政刺激的外泄。第三，战时经济以满负荷运转，政府不得不对私人部门施加诸多管控措施来防止通胀。
现如今堪比战时的赤字规模发生之际，却适逢美国严重依赖于外国债权人，尤其是其日渐崛起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公众所持美国国债中，有11%为中国持有）；同时各国经济处于开放状态，让美国的财政刺激最终可能让中国的出口企业受惠；产能严重过剩，从而使通缩的威胁大于通胀。
有没有这些情形同时存在的先例呢？当然有。早在凯恩斯还没出生以前，从阿根廷到委内瑞拉，许多弱政府都曾试验过在和平时期实施大规模赤字，以期找到避免艰难抉择的方法。实验不可避免地以两种方式收场。要么是外国债权人遭到违约的欺诈，要么是国内债权人受到通胀的勒索。如果经济增长疲弱，这种情况可能还来得慢一些。但必然会有一天，央行的货币创造将引发通胀预期飙升。
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写了一篇题为《四次大通胀的终结》(The Ends of Four Big Inflations)的开创性论文。从许多方面看，本文可谓是凯恩斯主义时代的墓志铭。西方政府（尤其是英国）历尽磨难方才明白，赤字救不了他们。面临两位数的通胀和失业率的攀升，唯有施以猛药才能治愈顽疾。回顾了中欧上世纪20年代——又一个战争导致债务激增的时代——的局面后，萨金特证明只有果断的政策“体制变革”才能带来稳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通胀预期。
那些将信心比作童话中的“仙女”的经济学家，比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未能从数十年有关预期的经济学研究中汲取教训。他们似乎也还没有意识到，本轮危机中学术界最大的赢家是那些行为金融学的支持者，而人类心理的波动就是该学科研究的核心内容。
对大西洋两岸的调查就此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证据。人们对于和平时期却拥有世界大战级别规模的赤字感到忧心忡忡。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可能在未来10年内无法实现其财务承诺”。对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调查，也描绘出焦虑情绪日渐加重的类似情景。
医治这种忧虑的药方只能是萨金特30年前提出的那种政策体制变革——马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政府曾成功施行了这种变革。和今天一样，当时的政府也面临选择，只不过不是在刺激和紧缩之间选择，而是在提升私人部门信心的政策与扼杀信心的政策之间做出抉择。
本文作者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FT特约编辑，他为西格蒙德•瓦尔堡(Siegmund Warburg)著的传记《High Financier》刚刚由企鹅出版社(Penguin)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