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政策的达成并非易事，但这些政策措施将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恢复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包容性增长，并增强全球经济的持续开放性
迈克尔·斯宾塞(A.Michael Spence)，1943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 1972～1975年，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经济学系副教授；之后历任哈佛大学企业经济学博士部主任、经济学系主任、哈佛大学艺术及科学院院长，1983年，当选为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1990年回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是商学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长和现任名誉院长。2001年，因在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方面所作出的开创性研究而和乔治·阿克尔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看起来金融危机最糟糕的时期就要结束了。资产市场在2010年表现良好；美国和欧洲的部分地区重拾增长势头；私人领域去杠杆化进程虽仍在继续，但受到公共领域不断升级的赤字和债务的反平衡(counter-balance)作用；新兴市场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并在非常规政策(其目的是免受过度资本流入的不良影响)的影响下显示出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势头。
但是新兴市场未来的高增长要以发达经济体不出现第二次大衰退为前提，因为发达经济体可以吸收新兴市场大部分(尽管这个比例在减少)的出口。未来新兴市场经济将缓慢地增长，但不会是负增长。
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要重点关注发达国家经济下行的风险与其重建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发达经济体，其增长和就业前景开始出现重大分歧，甚至危及社会凝聚力以及经济的开放。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危机时期经济驱动的结果，这并不奇怪，因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民众正改善其资产负债状况，同时这也反映了选择非协作政策带来的后果。事实上，占全球GDP85%的G20在2010年为协调经济政策而作出的努力没有达到所希望的那种效果。
那么什么样的政策才算是一套协调的全球经济政策呢？
第一，欧洲和美国要采取可靠的措施恢复财政平衡。在欧洲，这意味着各国达成共识为需要进行资本补充的国家分担沉重的负担，这些国家的赤字和债务问题使其或者借贷成本过高，或者根本无法在市场上募集资本。重建令欧元的信誉受损，那些身处水深火热的国家所采取的财政巩固措施虽说是必需的但可能还远远不够。这要求欧盟中的经济大国，特别是德国，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进一步的财政集权和政治统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要达到这一结果确实任重而道远。
在美国，主要的挑战是在不危及复苏和增长的前提下重建财政平衡。右倾的一方唯恐左倾的一方会利用财政刺激政策使政府就此更加强势，而这种结果是右倾的一方(显然是普通大众)所不愿意接受的。
第二，要挽回因美国的定量宽松政策而使新兴经济体遭受的资金大量涌入、商品价格上升、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化的局面。的确，美国经济确实需要对一些脆弱的领域，例如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以避免导致另一轮下滑，而且需要使该干预的目标能够或必须远比QE2的目标更为精确。美国不情愿将干预政策定位于改善薄弱或脆弱领域，使外界认为QE2的真正目的是使美元贬值。
不仅如此，QE2是否或者如何促进增长还有待观察，其支持者辩解道：QE2是可用的主要政策工具了，该政策将通过增加信用或降低贴现率，进而提高资产的价格，从而达到改善负债表、扩大消费的目的。但是我们真的希望看到美国再次提高杠杆率吗？可能不会。
从负债表的角度上讲，即使长期利率暂时降低会推高资产价格，背负沉重债务负担的民众面对渺茫的就业前景可能还是不会急于消费。毕竟，只有当人们认为可长久地拥有财富的时候财富效应才会起作用。
第三，那些长期盈余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必须去除长期盈余。这样做所需要采取的政策因国家而异并涉及结构转型。
对于中国来说，其“十二五”规划的关键部分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居民的储蓄利率虽高但还是低于公司利率(corporate rate)。该经济体还是可以利用居民储蓄(通过恰当的金融中介作用)为公司和政府投资提供资金。这种结构转型，加上由通胀和出口领域快速增加的工资水平导致的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不断升值，为中国降低(经常账户)盈余创造了条件。
第四，改变全球经济因美国的巨额经常项目赤字而失衡的局面。随着危机后美国国内消费和储蓄的重新定位，美国的总需求将保持低迷状态。从长期来看，这种差距需要由较高的国外需求和增加出口潜力来填补。
虽然美国的贸易领域正在持续增长，其主要子部门——日益增多的高附加值(每个就业者创造的)服务——非常具有竞争力并且在高速增长，但它们(创造的价值)不足以覆盖这个鸿沟。进口可能会下降，就像在危机期间表现的那样，但这种下降是由于需求减少了，而不是处于支持国内生产者的目的而在需求方面发生了改变。
美国的贸易量仅占美国经济总量的30%(按增加的价值)，贸易领域的就业增长是无足轻重的。如果非贸易领域的就业增长——受政府和卫生保健支配——没有起色的话，贸易领域就得承担起增加就业的责任，可问题在于即使是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如果要使出口持续增长，贸易领域的范围必须扩大。
第五，主要的美元储备国必须在维持全球金融稳定和防止汇率过度波动、资本流动的基础上就如何利用这些储备达成共识。随着金融风暴在欧元区的蔓延以及对美国维持强势美元和财政纪律承诺的疑虑，亚洲和海湾地区的主要外汇储备持有国亟需形成一支起到稳定作用的制约力量。
以上五个方面政策的达成并非易事，但这些政策措施将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恢复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包容性增长，并增强全球经济的持续开放性。为了达到好的政策效果，国际经济政策协作——虽然很困难——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许小萍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