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改革成功，务必有全民共识作为前提，共识越强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过往几十多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正得益于此，用很有意识形态的话说，就是“全国人民都拧成了一股绳”。
今天，当我们重新来讨论改革的时候，却会很无奈地发现，这股绳有松散开来的迹象。也就是说，共识似乎正在瓦解。
我试着排列了一下，至少下列七个“改革共识”需要重新修正。
共识之一：强国共识。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一个巨大的历史悲情，列强入侵，帝国羸弱，如李鸿章所疾呼——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所以国家强大成最强烈乃至惟一之全民共识。国家强盛，无非二途，一是兵战，二是商战，早在1870年代，郑观应就已提出“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这里的富、强，都是就国家而言。百年以降，强国共识一直明亮高悬，激励万众。
1950年代末，以“赶英超美”为号召的、疯狂的“大跃进运动”，是这一共识的极端表现。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也是这一共识的新起点，而其主要标志正是经济总量。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然超越日本——在改革之初，仅为其三分之一，不可谓不是一大强国矣。于是，在每个国民心中，新的问题已经油然而生：国家富强，与我何干？如果我的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是，我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我的家园要被强拆，我的子女要喝毒奶粉，那么，强国的意义又在哪里？于是，强国与富民成了一个并重的命题，当后者不至，前者自然黯淡。
共识之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在1985年10月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组织的一个企业家访华团时，第一次提及此意，它的完整表述是：“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它很快成为一个共识，成为80年代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一把“思想利器”，对经济改革的推进及人们观念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时代作用。
时至今天，的确已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据英国人胡润的统计，中国的亿万富豪已超过10万人，中国甚至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如果再在今日高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听者的第一个反应必是，“那部分人包不包括我？”如果包括，我跟着喊，如果不包括，对不起，我反对。所以，这个共识已经失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路径。
共识之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猫论”是本轮经济改革的务实主义特征的生动表述，这里的“老鼠”，就是经济成长的指标，它以最浅白的语言告知全国，为了发展经济，一切的框框架架都可以被打破。
90年代初期，我去温州的一个制造假药的乡村调研，我在地头责问村长，“你知道那些假药会害死人吗？你还有点道德吗？”村长用手指着身后一排整齐而高耸的民房，中气十足地大声对我说，“我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的乡亲们富起来。”很显然，村长是一位能抓住老鼠的好猫，尽管他有点黑。
三十多年以来，“猫论”彻底地激发了中国民间的致富热情，同时，它也对道德底线、法治底线、环境底线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它让一部分中国人和地区成为了功利主义的信徒和试验区。
共识之四：“摸着石头过河”。
已经退休的《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容凯尔曾经评论说，“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并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对经济成长目标的追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而且采取的是试错法。”所谓的“试错法”，就是千军万马“摸着石头过河”，过了河的就是英雄，过不去的、被水冲走的就是狗熊。这一共识在改革初期的作用是惊人的，它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崛起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众生喧哗的创新舞台。
不过到1998年前后，吴敬琏等人就已经提醒“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石头摸不到了，早期战略就需要调整。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改革的试错成本越来越高，这一共识显然亟待反思。
共识之五：“发展是硬道理”。
这一共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综合升级版，它最直接催生出了GDP主义。今天的人们已经开始在思考：什么是“软道理”？在“硬发展”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一种“软发展”？
“科学发展观”及“创建和谐社会”两大执政理念的提出，可以说是执政当局对这一共识的新理解，当前的紧迫课题是，“发展是硬道理”的衡量指标非常容易设定，其成果也很能让人感受到，而“科学发展观”及“创建和谐社会”的评价体系及执行策略却要复杂和艰难得多，旧题已弃，新题待破，新旧交替之际，人们自然焦虑和彷徨。
共识之六：沿海优先发展战略。
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战略是以重工业为优先，以东北、华北和中南地区为重点投资布局，而到了1978年，这一战略及布局出现决定性转变，南方四大经济特区的设立以及东南沿海十余城市的对外开放，让中国经济格局陡然大变，从80年代初期以来，中央就坚定地执行了沿海优先发展的战略，从此，资金、人才和政策发生了“孔雀东南飞”的景象。2005年之后，国务院连续出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多个区域性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这其实意识着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终止。这一发展共识的改变，在思想统一、政策配套及执行策略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
共识之七：国有资本必须在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中占主导地位。
近年，我在一些经济学院和商学院授课，常常被学生问及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法在任何一本经济学教材中找到上述的这句“共识”，它到底出现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它出现在每一次的中央经济文件和“五年规划”之中。学生会接着问：它是一条不需要进行论证的“公理”，还是一个需要进行论证的宏观经济规律？当这些疑问越来越浓烈的时候，表明它的共识性便越来越淡薄。
如果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中国可以说是“国有企业的故乡”，国有经济的繁荣昌盛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早在公元前81年，汉代的人们就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流传至今有一部《盐铁论》为证。随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壮大，以及多种所有制公平发展的政策性承诺，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已成了一个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
上述的七个共识，堂堂皇皇，国境之内，无人不能熟背；朝野上下，常年奉之圭皋，它们都曾经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都应该被铭刻在中国改革的历史纪念碑上。
今天对它们的反思，并非否认我们走过的历程，而是表明，我们正在进步，而且真的在进步。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论及，“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连制度都需要不断更新方能久远，何况共识乎。
三十余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原本就缺乏“蓝图”，完全是靠一系列的全民共识所维持，剑及履及，披荆前行。如今，改革行过半程，共识已然瓦解，全体国民宛若散沙，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稍有常识者都清晰地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当前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和思想分歧大多由此而生。今天，让我们一起思考：我们到底应该扬弃哪些旧的共识，同时，应该创造和接受怎样的新共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