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试验了一系列的增长办法，但这些战略多具有不可持续性。要想避免严重伤害和复苏不力，必须及早认清这些自我局限的增长模式。我们来讨论一些有减速效应的增长模型。
在发展中国家，以进口替代作为经济多样化的启动手段可在短期内见效，但随着生产率增长的落后和比较优势弱化，增长会陷入停滞。
小型开放经济体系虽然专业，但这也意味着它们极易受冲击和波动的干扰。但从增长和生活水平角度讲，经济多元化的成本最终将会压倒收益。更好的做法是走专门化道路，同时建设高效的社会安全网和支持系统，从而在经济转型期保护人民。这一“结构性灵活度”能更好地适应剧变，这也是日新月异的技术和全球经济力量演化所要求的。
自然资源财富的管理不善，便是典型的自我局限型增长和发展模式。如果将自然资源收入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外部金融资产等方面，则能加速增长。但很多情况下，自然资源收入会扭曲经济激励，朝着有利于寻租的方向发展，而不利于增长所要求的多元化。
最近，许多发达国家发现了一种具有内生结构性局限的“新”发展模型：私人或公共消费过度，或兼而有之，通常伴随着债务增长和资产价格膨胀以及投资下降。这一模式会一直有效，直到国内总需求不再能维持增长和就业。
但过度消费模式的反面——过度依赖投资——同样是一种自我局限型增长模式。随着私人投资和社会回报一降再降，增长将不可能永久维持下去。而摆脱这一增长模式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机会和结果方面的不平等，也会对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构成威胁。在一个多层次的国家中，人们能接受一定程度的由市场决定的收入差异，但这种差异必须建立在天分和个人偏好不同的基础上，而且必须有个限度。如果不平等性越了界，就会产生不公平感，从而引发反抗情绪，最终将形成修正不平等问题的政治选择，有时这种选择是反生产、不利于增长的。
也许长期可持续性的最大隐忧在于，全球经济自然资源基础是否充分：随着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和消费模式向发达国家看齐，产出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增长2倍以上。现有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实施重大调整，以适应这种类型的增长。
由于能源及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将激励人们开始节约并寻找替代品，因此，一些调整会自动发生。对于那些无法具体衡量的极端环境必须引起高度关注，比如全球变暖和水资源缺乏，并采取应对措施。
所有这些自我局限型增长模式具有三个共同点：
首先，在一个或几个方面，经济的有形、无形和自然资源资产基础正在耗尽。笔者把社会凝聚力也纳入资产基础的概念中，它是一种因过度不平等而折旧的资产。由于缺乏有效的度量方法，具有一定程度不可见性的东西更容易耗尽。增加对经济、社会和环境表现诸方面的度量手段，是增进对可持续性问题理解的必要条件。
其次，未被识别的自我局限型增长模式会造成极坏的结果。预期总会超越现实，将增长模式予以重置以恢复可持续性是很困难的。毕竟，过去造成的投资短缺必须得到弥补，同时还要进行面向未来的投资。无法解决分配和公平问题将导致长期停滞僵局，造成经济瘫痪。
最后，这些有缺陷的增长模式往往造成财政困局。与当下普遍的看法相反，在向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实行一定程度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与在一个合理时期内重建财政平衡并不矛盾。相反，财政刺激和整合乃是调整过程的必需组成部分。
但这还不够。我们忽略了几个关键点——可实现总需求结构的变化和经济资产基础中已耗尽部分的恢复，它们意味着需要实施结构性变革和投资。
作者迈克尔·斯宾塞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