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日的好时光，各国经济以接近趋势水平的速度增长，央行货币政策的内容就是设定利率。而如今，货币政策已成为一个包含量化宽松、放松信贷、提供流动性、审慎控制和债务管理等多项内容的复杂组合。随着各国经济陷入停滞，利率接近于零，央行开始尝试以其他途径引导银行放贷、鼓励企业贷款。一个实际情况是，维护金融稳定、使经济恢复增长取代了通胀控制，成为央行的优先目标。这就造成了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缺乏相关的经济理论。与利率方面的海量文献相比，关于这些非常规工具的传导渠道、滞后效应以及最终给经济和分配领域带来的影响，我们知之甚少。这些工具中有些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央行的标准工具，但可惜经济史已被我们遗忘，而且不管怎样，从那以后世界都已发生了改变。在未得到实证研究有力支持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依靠经济模型来预测不同政策选项的效果，是很危险的。这就是“乘性不确定性”的一个典型例子——对付这种不确定性，最佳策略是万分谨慎地行事。正如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所说，“估计你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少做一些”。问题是，媒体在一刻不停地鼓吹采取政策推动经济增长，可是没几个人会公开支持让通胀上升。央行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它们比政客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尤其是在成员国各有各的议会的欧元区。
央行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政策协调问题。欧元区面临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经典问题：应该先改善政府的预算状况，还是先让欧洲央行(ECB)和欧洲稳定机制(ESM)为银行提供更多的支持。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PC)上次的会议纪要显示，有些委员主张应该等一等，看看财政部近期“为放贷提供资金”计划以及金融政策委员会(FPC)放松流动性的建议会对银行放贷活动产生何种效果，然后再决定是否进一步推出量化宽松措施。从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委员会目前彼此独立而产生的混乱，一些委员同时在这两个委员会任职。这不但给予英国央行(BoE)行长和央行其他内部人士过大的权力，削弱两个委员会中外部委员的影响，而且可能导致政策缝隙(policy gap)和不一致。
现在要做出改变还不算太晚，有关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的法案尚未提交议会审议。如果英国央行行长说得没错的话——在这个艰难的后危机阶段，我们连一半路程都还没走完——那么，货币政策委员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会使用各项非常规工具。要处理好货币与金融两支杠杆之间的内在联系，最佳方式是成立一个单一、可问责的“货币与金融政策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外部委员人数应占据合理的比例，会议纪要应对外公开，同时，委员会要承担双重使命——控制通胀和维护金融稳定。
本文作者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主席，曾任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