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77岁时，第二次就任首相，直到85岁高龄，他还在下院议员的竞选中获胜；里根73岁那年，正在为总统连任奔波；而带领美国经济进入空前好景的格林斯潘，今年也已经73岁了。
不过，似乎只有政治才对老人特别宽容，在别的行业里，年长的人则越来越早地离开了岗位。现在在美国，60到64岁之间的人，只有一半还在工作，在德国，还在工作的人则只占三分之一，而在法国和荷兰，则只有五分之一。
所谓“退休”，在本世纪初，还是寡闻鲜见的新事物，但到了今天，许多人还在身强力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退休”了。西方这一代老人，生活普遍富足，出国旅游和体育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便宜，所以人们更加愿意提前开始晚年的享乐。
出生率下降，而老人寿命显著增长，使得发达国家的人口老化以及劳动力紧缺问题，日益严重。欧盟的15个成员国，今后20年，总人口预计不会发生变化，但25岁到50岁之间的劳动人口，将平均下降12.5%，其中英国下降8%，德国11%，意大利19%。美国的情况好一点，美国移民的量大，但抵消人口老化的因素后，预计劳动人口也只有3%的增长。
另外，由于政府的福利制度安排不当，打击了老人继续工作的积极性，也使问题变得更坏。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禁止老人一边拿养老金一边工作；而另外一些国家则规定，老人首先必须辞掉当前工作，才能开始拿养老金，至于他以后再找别的工作，则是后话。
既然继续工作，就要丢掉养老金，而继续工作的收入，与养老金的数额相差无几，谁还愿意继续工作？资料表明，这个制度的效果，有时相当于对工作的老人施加了高达80%以上的惩罚性税收，所以，往往是那些追求成就感的老人，才愿意继续工作。
其实，年长的劳工，是非常宝贵的劳力资源。虽然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会逊色，但是，今天发达国家的工作岗位，更多的是坐办公室而不是搬砖头。一些研究报告表明，美国的体力劳动岗位，已经从1950年的20.3%，下降到1996年的7.5%。年长的劳工，在管理工作、人际关系、以及预见问题等方面，显然比青年劳工更加出色。
舒缓劳动力紧缺的办法，一是改革养老金的支付规则，二是改革厘定薪金的惯例。养老金的支付，应该与受益人是否继续工作无关。如果可以在保有养老金的基础上增加收入，就可以激励更多的老人继续工作。
同时必须改革企业厘定员工薪金的惯例。大多数企业的薪金标准都与工龄挂钩，工龄长，工资就高，所以很多人难以接受晚年减薪。欧美国家的反年龄歧视法规，更加深了雇主雇佣年长劳工的顾虑和成本，使得雇主宁愿早点把年长的员工请回家养老，这样，宝贵劳力资源就白白浪费掉了。
对此，IBM公司比利时分部提供了一个好的榜样。在一次机构调整中，他们集中裁减了55到60岁的员工。但是，他们同时成立了一家新公司，重新聘请了这些员工。在新公司里，员工的工作时间只有原来的58%，而工资则拿原来的88%。这种灵活的劳动合约，让年长劳工在休闲与工作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有助舒缓西方国家劳动力紧缺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