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期间，突然对税收发生了兴趣。翻了一下有关资料，知道了最主要的税种大概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发达国家较多地采用所得税，而发展中国家多采用流转税。在我国，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占税收总收入的19.2％和7％，共计26.2％（2007年）。流转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在我国税收总收入中占大约40.8％。
各个税种当然是各有利弊：
企业所得税：征收比较容易，但是收入不稳定，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也不利于国家吸引投资，而且还会诱导各种避税行为。
个人所得税：因为是累进征收，有利于社会公平，但是征收成本比较高，同时还可能人们降低工作的积极性。
流转税：征收成本比较低，收入稳定，但是一般会推高市场价格，增加消费者负担，同时还具有“累退性”，不利于社会公平（一个好的税制应该让有钱人多出点“血”）。流转税还会造成“无谓损失”，即政府获得的税收小于个人和企业的损失。
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无谓损失”。在经济学入门的教科书中，“无谓损失”是用供求曲线图上的一个三角形来表示的，西方文献中又称为“Harberger Triangle”。可是对于这个极为经典的结论，我总是觉得好像有点什么不对。
想来想去，发现问题原来出在这个供求曲线的定义上。经济学中的需求曲线实际上就是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曲线，可是“边际效用”的概念只有在局部均衡分析中才有意义，它是定义在一种价值恒定的“钱”的基础上。供应函数的定义也是这样。
可是流转税是不是一个局部均衡的概念的呢？显然不是，产品有千万种，但是流转税的税率只有若干档，因此流转税对社会有全局性的影响。在一个全局均衡的分析（即中文教科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中，“边际效用”的概念是无法定义的，取而代之的是“边际替代率”这个概念。如果需求函数没有意义了，教科书上对税收导致的“无谓损失”的描述也就失去了意义。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吗？我用google搜索了一下相关文献，发现这在公共经济学中并不是一个新主意。全局均衡模型在税收研究上的重要性，在60年代就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的，在Martin Feldstein (1987)主编“Taxes and Capital Formation”书中，一项基于全局均衡的研究认为，如果把美国的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改成某个增值税体系，将改善社会福利。这个结论显然与教科书的结论不一致。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应该仿效西方国家，逐渐建立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呢？虽然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结论，需要深入的研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过于相信一些教科书上的结论，也许会做出错误的决策。从全局均衡的角度看，流转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如果政府能够通过转移支付有效地补贴穷人，长期实行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也未尝不可。事实上，一些西欧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增值税了，可见走向所得税未必是一个大趋势。
税制结构会影响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动机。由于流转税是相当稳定可靠的税收来源，以流转税为主的体系给地方政府吸引投资提供了强大的激励，而科学有效的招商引资措施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奥运会是个好东西，流转税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