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斥着太多热门话题的中国，劳工问题在过去并未引起足够关注，但在国际上却有不少人潜心研究。我有一位哈佛经济系博士候选人的朋友就专门研究中国的劳工问题。前些天，在京城后海的酒吧，我们一边喝酒一边闲聊。他从经济学的角度给我分析了中国“民工潮”是怎么形成的。他的研究结论是，这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必然结果。家庭承包制居然带来了民工流动？这颇有点新鲜，我赶快讨教。在一边呷酒，一边比划着，给我解释说：以前个体农民工的劳动是由集体来决策的，但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后，个体农民的劳动决策变得自由，并纳入到家庭最优生产和消费决策之中，整个家庭的最优生产和消费决策决定着民工的流动模型和行为。
仔细想想，朋友的研究是蛮有道理的。表面上，家庭承包制不过是一个集体土地制度的变革，骨子里其实是劳动行为模式的改变。为什么有些兄弟姐妹多的家庭的农民工往往跑到了遥远的沿海打工甚至干脆偷渡出去，不就是因为家庭中人手较多，因而可以在“劳动资产的组合”中，多安排一些人手外出打工吗！。而家庭兄弟姐妹少的家庭，更多地选择在本地打工是对全家更有利的一件事情。至于某些实在是人手少的独生子女家庭，儿女可能不得不困在家乡土地上，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原来，农民不同的行为选择背后隐含的是十分合理的全家福利最优安排决策，而且就像杨小凯在劳动分工经济学中一再强调的那样既是生产安排，又是消费安排，家庭承包制的改革则始料不及的带来了城乡居民的乾坤大挪移，带来了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小平同志真是伟大！
朋友还进一步给我解释了农民工是如何理性地去寻找工作的，其中之一就是最大化地利用亲戚、老乡、朋友等“人际网络”去发现劳动市场的信息。表面上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农民工似乎都是风险厌恶者，但这与其个人风险偏好可能是无关的，也就是其“保守”的行为未必是因为“保守”的天性，而更多与其人力资本价值偏低因而承受风险能力相对更差有关。虽然，农民工很少随便跑到一个地方去打工，近乎是“保守”，但农民工是非常善于利用其有限的“人际网络”去捕捉工作机会的。一般情况下，农民工出外，通常都是因为有亲戚、熟人在外地打工，已经安稳了，并且发现了新的工作机会，他们才成集结队跑过去的，称得上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一种找工办法，但与大学生找工作找导师或师兄师姐们推荐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农民工的理性和其他经济人的理性同样出色，而他们在沟架并利用信息渠道方面甚至可能做得更好。
如此理性的农民工对工资必然也是理性的。因此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很快讨论到了农民工对工资的敏感性问题。根据典型的刘易斯模型，像中国这样的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性。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很难出现劳工不足，民工的工资也很难出现整体性上升（某些技术工种除外）的可能的。可是，我告诉他，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了“劳工荒”，并且有可能导致工资的整体性上升。对于这个问题，他怎么看呢？朋友笑了笑，表示他还没有来得及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而是希望先看到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与分析。
看来，要了解中国劳工的更多问题，还只能靠我自己劳动。于是，经过一个星期的材料搜集和研究，便有了如下的小文章。愿以此文求教于方家及我的远方朋友。
我以为，“民工荒”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当前的“民工荒”现象，究竟是总量现象还是结构现象，是局部现象还是全局现象，是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现象还是带有历史转折性的长期现象？如果这些情况搞不清楚，乱说一起，可能于事无益，也无法得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先来看有关的一些报道。（1）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如今在一些沿海城市居然变成了“民工荒”。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急缺２００万人，招收大量的生产工人成为珠江三角洲一些企业的头等大事。（2）7月15日《南方周末》报道：福建省企业调查队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春节后晋江市工业企业开工率只有80％-85％，其中陶瓷行业的开工率不足50％，这背后，工人短缺是一个重要因素。（3）在长三角地区的浙江，根据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统计，今年初进场求职民工流量比去年减少11％—20％。（4）在劳务输出大省湖南、江西、农业大省山东也都同样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在长沙，今年3月以来进城做保姆的农村妇女减少了70％，几乎出现断档。“去年3月份有200多名来自全省各地的农村妇女来求保姆工作，今年同期却不到50人。”长沙市妇联家政服务中心一位负责人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在江西，无论是赣南还是赣北，无论是边远的宜春、上饶，还是省会中心城市南昌，这已成为不少企业共同的问题。（5）深圳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刘秋声说：“今年缺工的问题特别严重。人不知都到哪里去了，招不到工人，几乎每个台资厂都在喊缺工，普遍缺工在３０%到４０％左右，一些企业生产线开工不足，订单也不敢接了。”（6）从广州市劳动力市场登记的情况看，求职人数和企业提供岗位数的比例在１:１.２至１:１.３之间，空缺岗位为２０％至３０％。（8）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4年6月份统计的村一级调查结果，今年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3.8％，和往年相比保持了平稳增长。
从上述报道，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一是劳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只是轻微的程度）已成为全国性现象，席卷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劳工输入与输出地区。因此，认为当前劳工的短缺只是结构性的判断可能不太妥当，也不能在这个角度上思考问题；第二，劳工不足在地区上是不平衡的，其中经济发达地区和劳工输入地区比较明显，与此同时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劳工输出地区也开始出现劳工不足现象；第三，当前劳工不足的原因，用总供给的波动来解释可能不太能够解释清楚，因为当前的劳动力供应增长平稳，并未发生明显波动，因此波动主要是在需求方（这一点容当后解）。第四，当前的“民工荒”与“电荒”一样，从供需矛盾的激化上透露出当前中国经济仍在高位运行，所谓“宏观调控初见成效”，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找到足够证明。
好了，如果这一现象在目前主要是需求方的现象，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是周期性的现象，是由于当前宏观经济过热所致的，因此，随宏观过热的调整，情况就会缓解下来。
人人承认当前的总需求增长很快，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GDP增长不到10％，而大多数经济专家们的估计，GDP的名义增长可能高达14％以上，而发达地方的增长还要更高，中西部的省份大多也在两位数的增长以上，因此，需求增长几乎上升一倍，相比之下，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3.8％，也就是，供给增长平稳而需求增长劲升，因此发达地方出现劳工不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是，不是说中国劳动力呈“无限供给”吗？狂升的需求为什么没有同时拉抬供给同步飞升呢？现在缺民工，而农村有大量的民工，为什么没有出现源源不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民工潮呢？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劳动力在中国其实并不存在“无限供给”这样的事实，或者“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对此，已有人论述，尽管中国人数很多，农民剩余劳动力也很多，但是，能够满足城市服工需要主要是年青力壮的劳力，而青壮并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劳工并不是无限供给的。一个原因是农村劳工的绝对减少，比如，1990-2002年，乡村人口绝对减少了2658万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扩大之中，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出现了萎缩。另外一个原因，是计划生育所造成了人口增长断层，进而对劳动力持续供应产生影响。有人将1964-1974年与1975-1985年加以对比，结果发现，1975年为人口出生率的转折点，1964-1974年出生的全部人口为27414万，而1975-1985年出生总人口不过为21830万，两者竟然相差有5584万之多，并且一直到1990年，任何一个年度的出生人口，均要少于1964-1974年。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一个重要原因是享受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时代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劳动力大幅增长的红利，而这样的“红利”已不太可能在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继续出现。
这当然是一种解释，但更多的一种长期解释，其给出的劳动力供给需求曲线都是长期的，因而不见得能够准确地解释当前的波动。第一，这一轮的“民工荒”出现于2002年，与计划生育前后的人口增长变化年代并不能很好的拟合。其次，普遍报道，农村劳动力的输出数量这些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比如，晋江市劳动局的一位负责人就透露，近年来晋江市每年的新增流入人口大约在3万－5万人，从2004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流入量并没有出现萎缩。而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所更加权威的统计，近年来全国外出务工农民达到9800万人，并且这个数字一直以5％的增幅稳步增长，2004年也仍然在稳步增长，没有出现明显回落。第三，从总的剩余劳力看，全国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为9800万人，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但是留在农村需要流入城市的剩余劳动力仍然高达3亿，根据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今后10年中大约就有1.5亿的农民要进城，可见，转移的劳动力仍然是少数，需要转移的劳动力仍然是多数，而且急需转移的劳动力在未来几年更是高峰，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的态势可以说在5-10年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不可能根本改变。
上述分析意味着，用劳动力的长期供给曲线与长期需求曲线解释劳动力变化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解释为什么眼下就出现了全国性、总量性的劳工短缺呢？因此，以当前劳动力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变化来分析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可能更有针对性，这就需要用宏观经济波动，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并引入“劳动工资粘性”的理论来予以解释。
人人都能明白的一点就是，劳动力的供需和劳动力的价格是密切相关的。这意味着劳动力的需求量和供应量都是一个随价格而变化的数量。这一点无需多言。问题在于，劳动力的工资不应只看名义工资，更要看实际工资，但恰恰在这一最起码的问题上，大部分的分析者都忽视了。当前，人们普遍注意到农民工工资较低并且长期缺乏变化、但由于缺乏“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相区别的分析框架，因而并未将这里面的故事讲清楚。实际上，近十余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工人的工资扣除物价因素以每年平均６％左右的幅度增长，而在珠三角，民工的工资“数十年如一日”，这“雷打不动”的名义工资的背后，其实对应着“实际工资”的持续下降。农民工“实际工资”的长期停滞乃至于长期的负增长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劳动力的确是“无限供给”的格局。
再考察当前这一轮宏观经济的波动，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变量已经很快地发生了变化，而另外一些变量由于“粘性”特点，变化得比较慢。什么变量变化得比较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劳动力工资。劳动力工资的变化的滞后在剧烈变化的宏观经济中，会带来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扰动，进而导致与长期变化不同的某些特点。所以，甭看劳动力供给在长期是无限供给，但在长期，随行就市，却可能因价格调整不及时出现供需的失衡。
从劳动力的价格是工资，工资又与物价相关。对于恩格尔系数相当高的民工来说，在分析中还需要注意的就是，其实际工资不仅与消费物价指数有关，还与粮食价格直接相关。因此，当消费物价指数上从负的2％上升至6％，便相当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8％。而粮食价格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的影响也是致命的。中国的粮食价格在2003年大幅上涨的基础上，2004年又持续上涨，其中上半年同比上涨了26.7%，粮价的高速增长对其他居民的影响（从而劳动力供给）也许并不大，但显然会使得农民工的实际工资雪上加霜，以致在城市打工所拿的名义上与过去相等的工资甚至无法维持和过去相当的生活水平，这样一来，农民工还有什么好选择的呢？在工的可能回家，在家的可能赖得出来了，巨大蓄水池中的劳工供应在短时期内便有可能出现不足或平衡的增长，从而与急剧上升的需求失衡。
事实上，别忘了，农民从来都是理性的。因此，在粘性工资制度下，需求已经猛涨，而工资没有马上上升，实际工资反而下降，因此长期看无论剩余劳力有多少，短期内民工供应的增长却是必然跟不上需求增长的，特别是在某些物价上升快的地区，民工实际工资下降得更快，因此，更多的感受到劳工不足也是非常正常的。而在全国，从工业和服务业领域退回到比较收益相对上升（预计2004年农业主产区农民人均收入因政策因素将增加50多元）的农业耕作领域同样成为农民工的合理选择。
因此，宏观经济波动可以最完美地解释当前的民工荒，不是因为劳工不足，而是因为当前价格水平上的劳工不足。当前“民工荒”主要就是因为总需求上升太快，而工资的调整相对滞后，体现为粘性，没有伴随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而相应调整，这样，在短期内，劳动力供应曲线并未发生变化，但在真实劳工价格下，供给将出现增长不足（表现为平稳增长），而需求会放量上升，劳动力市场也就自然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以上分析是当前，也就是短期的劳动力供需的变化。那么，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今后会有什么变化呢？“民工荒”会不会成为长期现象？这同样需要进行真实工资下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分析。一个方面，当然是取决于劳动力长期供给曲线的变化。从这方面的情形来看，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中国过去所实施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会带来青壮劳动力的相比此前二十年的减少。世界银行估计，在2015-2020年间，中国的劳动力将停止增长并出现下降趋势。另据估算，中国青壮年人口数量将在2015年达到顶峰，随后逐渐下降。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总计将失去18%-35%的青壮年劳动力，因此经济的增长将少量 不更多依赖于劳动力的素质而非数量（RichardpJackson和NellpHowe，2004）。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态势也将取决于总需求的变化，总体上，我们判断这一轮的以投资为主要拉动、消费需求和出口增长都比较快的总需求扩张可能会持续到2008年，此后总需求将在一个减缓的水平上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因此，综合考虑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变化，并且考虑工资在长期中将消除粘性，进行调整，特别是实际工资可能调整到位，因此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全国范围内的总量性的劳工短缺应该不会持续出现。但在未来的20年中，劳动力有可能从无限供给走向“有限过剩”并逐步走向平衡，从而改变中国经济中典型的二元结构的不发达特性。
显然，上述分析是一种大大简化的分析。譬如，没有估计中西部地区经济崛起导致的劳动力需求，从而对东部地区出现的竞争；没有定量地估计种地收益的上升对城市打工的替代；也没有估计当前劳工不足中出现的结构性短缺（如技工不足）。但是，即使将这些因素加进去，除了让分析更复杂一些外，并不会改变基本结论：当前这一轮“劳工荒”是暂时的，一是农民工实际工资长期停滞乃至负增长在当前总需求升温时的总爆发，二是在当前物价尤其是粮价上升太快时工资调整粘性惹的祸，因而是宏观经济波动的正常反应。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采取的对策有：1、政府应放弃搞什么最低工资制度，事实上市场是最好的调节者，而这一轮总需求的升温、市场竞争的加剧将会逼迫企业和各地调升农民工工资，才能解眼前燃眉之急。只是需要清楚的是，当前并不具备农民工实际工资大幅上升的基础，农民工工资调升的更多是名义工资，而且是补历史欠帐，实际工资不见得有大的增长。2、地方政府为赢得发展竞争，要把相当精力放在解决农民工的安置这一“软环境”问题上，实际上，农民工的实际工资还包括孩子入学、属地待遇等方面，地方政府应在此方面迈出新的步伐，为企业营造软环境，减少成本，否则农民工不来，区内的企业只能大举外迁。3、要加强劳工输出省与输入省之间的信息沟通。良好的信息的沟通增强市场的润滑、有利于市场运行的流畅，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粘性”。从这一角度看，广东等地正开始搞的省际劳工合作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办法。4、国内企业需要对劳工获取有长远眼光，一些有条件的大企业可以建立自己的员工蓄水池，建立类似于格兰仕“员工招聘储备制度”的办法，免得急时抱佛脚。5、中国的企业要开始制定下一个十年的战略，其中更多的要依赖于劳工质量的增长而非数量增长的准备，在产品的升级换代上要能对劳工不足有所应对。6、中央要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过去３０年来，因计划生育中国少生了３亿人口，可以说取得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将比日本更快地老龄化，世界银行估计，到2020年，中国64岁以上的人口将占14%，相当于日本1994年的水平，届时中国的劳动力也将象日本一样出现不足。因此，考虑到人口出生的代际变化，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到了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了。其中，一个比较好的政策选择是，普遍推行“一对夫妇生两胎、少生予以补偿”的办法，以之替代目前一对夫妇生一孩的过时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