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中国企业家出事了。媒体披露，“飞天系”掌门人邱忠保、邱忠国两兄弟近日双双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
虽然详情和细节尚待披露，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又有一个大财系倒塌了，又有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进入了中国失败民营企业家的行列。
2005年，除邱氏弟兄外，还有许多人们熟悉的富豪和他们背后的“系”没落或干脆崩溃：如张海之于健力宝系、刘虹之于成功系、鄢彩宏之于鸿仪系、魏东魏锋兄弟之于涌金系、顾雏军之于格林柯尔系、张良宾之于朝华系、葛政之于金信系、许振东之于青鸟系、肖建华之于明天系等等。以上诸多事例说明，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速度在加快，企业家被淘汰的速度也在加快。
读者朋友一定还记得，在这些企业家之前，近两年来还有许多出事甚至非命的企业家，如“上海首富”、“福州首富”、“太原首富”、杨斌、胡志标、刘波、外逃的仰融、神秘“蒸发”的艾克拉木等……
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么多的民营企业家接二连三地倒下，他们之间有什么共性？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
制度缺陷与跛足的商业精神
其实，民营企业家们倒下去的逻辑都是一个，它是中国转型时代特有的“淘汰逻辑”。这一逻辑与制度有关，也与商业精神有关。
就制度而言，在诸多翻船的民营企业家事件背后，人们一再看到了“腐败官员+金融犯罪+国有资产流失”的经典组合，一再看到了在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们结成了“你发财、我发展”的权钱交易的神圣联盟，通过上市、融资、公共工程等渠道公开掠夺国家及公众资产，这一合谋行为已发展到了恬不知耻、令人发指的地步。
但是，中国是一定要往前走的，中国的市场体制也必定会越来越规范。体制转轨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法网收紧的过程，每当制度转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会有一批为富不仁的“大鱼们”被抛弃出局，成为体制的殉葬品。
笔者对于这些被制度转型的列车甩落的民营企业家有一种历史的同情。显然，原因不完全在民营企业家们的身上。制度缺陷太多，官员太贪，都是将民营企业家引向“出事”的重要原因。中国的“问题富豪”，事实上是长在“问题制度”之树上。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官逼民富”，即地方官员因为政绩冲动，要求企业做大做强，企业不得不紧跟慢跟，超越自身能力去发展，去上市，最终做假做差，由盛转衰……
但是，中国企业家们容易出事也不能完全推在制度头上，还与其自身跛足的商业精神有关。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普遍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价值观，当然也没有良好的商业精神。
事实上，西方清教徒企业家是从“禁欲”开始走上商业之途的，我们的企业家则是从“贪欲”走上发展之途的。大多数企业家对于自己的经营目的并不明确，攀比心态、“江湖”心态严重，表面上是民营企业家，骨子里其实是“江湖豪客”，很少有人想到要通过创造财富而获取财富、最终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许多人想的是钻制度的空子，通过“分配财富”、“转移财富”的办法，去实现一夜暴富的贪婪目的。
显然，怀抱如此赌徒兼暴发心态的企业家是很容易以身试法，出事犯事的。
改变企业家的成色
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企业家所要应对的外部环境非常复杂，他们既是改革的受益者，又是社会转型压力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大部分企业家出事的概率都很高，致使企业家成为中国的一大危险行业，这一点与欧美等市场经济已经成熟的国家有很大区别。
从历史的长镜头看，以经济改革单兵突进的中国改革至少存在三点明显不足：一是在经济层面，财富的积累迄今未能建立起完善、成熟的游戏规则；二是在社会平衡发展层面，缺乏收入分配的应有调节，导致财富鸿沟不断加深，社会上出现“仇富心理”；三是在精神层面，变革的意识形态在为私欲正名的同时，却缺乏对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这一远大理想的扎实建构，因此陷于另一个极端，日益将社会引向物质崇拜、金钱崇拜。
以上三个层面的变革，有的需要政府努力，有的需要社会努力，有的却需要民营企业家自身的努力。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增量”的改变，即必须产生更多类似于浙江的草根企业家以及中关村的知本企业家，以改变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色，改变社会对民营企业家的负面评价。
相比于“清算”的办法，增量改变、推陈出新的办法可能是最好的办法。这是因为，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本身就像是一根木炭，如果你硬要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还是洗不白。
笔者相信，以丁磊、陈天桥等为代表的中国一大批“知本家”精英的出现，是中国财富社会的希望。他们代表着靠知识而不是权力，靠创新而不是钻营，靠奋斗而不是取巧的、新的财富追求和财富品质。
有一点笔者想提请中国的企业家们记住：中国转型的速度其实很快，钻体制空子其实是速死的方式。企业发展也罢，个人致富也罢，须为社会作贡献，即创造财富才能获得财富。一切都要在阳光照耀下进行。否则就如《圣经》所讲的，人就算赚得全世界，若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