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击起千层浪
前几天，我写过一篇博客，题目就是“没有高烧的高温”。我主要从潜在增长率、投资效益、经济结构等各方面论述了中国经济虽然有“高温”（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并没有“发高烧”（过热）。
我仔细的看了几页评论，发现绝大部分网友都是在谈论物价上涨的问题，看来是在下文章中的物价内容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讨论——然而，我文章大部分篇幅其实讨论的是宏观经济发展问题，论及物价的不过寥寥数段。
我在文章中谈到，尽管6月的CPI指数，即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4.4%，但事实上，按照“核心物价指数”的概念，扣除食品价格影响，则当前居民消费物价实际上只有0.7％的增长，可以说仍处于超低状态，也说明2004年7、8月份以来物价稳中趋降的趋势并未发生根本转变。我还谈到，由于产能过剩，当前物价恶性上升的可能性并不大。
网友对此反应强烈，见仁见智，总体上批评居多。再看其中的批评，没有一条是从学理上反驳我的分析的，而是谈论自身对物价的感受与疾苦。
在以前，也许网友的激烈言辞就会让我掉头而去，而缺乏学理的发泄则会让我轻看其发言。然而，这些年对《圣经》的学习让我学会谦卑，并懂得不去计较人的言辞，而从中去洞悉有价值的信息，并关注到背后受伤害的心灵。网友的强烈反应让我立刻感悟到，人们对宏观的感觉是间接而漠然的，对物价的感觉却是直接而敏锐的。与此同时，网友们的强烈反映也启发我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网友对当前消费物价的上升如此敏感，如此强烈的反映背后说明了什么问题？
物价敏感性的背后：收入分配日益“拉美化”
很显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不同收入人群对涨价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而当前对于物价的关注和研究基本上都忽略了这一点。因此，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不仅需要从总量上研究物价，还需要对不同收入群体对于物价上升的敏感性予以考虑，并据此全面地制订经济政策。
当前物价统计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与食品有关。然而，中国社会不同收入群体用于食品的比重大不相同。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越穷，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如此，用食物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便得出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恩格尔系数。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而据有关方面报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下降到2005年的36.7%和45.5%，这说明中国全社会出现了巨大的收入进步。然而，全社会恩格尔系数的统计如同全社会消费物价指数一样，因为是总量统计，同样掩盖了不同人群之间的鸿沟以及苦乐不均。
我看过许多谈中国收入分配的报告，其中有一份研究出国旅游的报告谈到了中国不同收入人群的不同恩格尔系数。在此不妨引用。根据国家统计局拟定的标准，我国的“高收入群体”是户均年收入在3万至6万元的家庭（我以为实际收入可能远较此为高），其总人口超过4500万，约占城市人口的10%，全体人口的3.5%。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们”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15%以下，为典型的富裕型消费。另据《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裕人士的数目为23.6万人，其拥有的总资产已超过9690亿美元。
很显然，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们”不仅对于中国的物价上升不会敏感，就是国际物价的上升恐怕也不会皱眉头。有报告称，新兴的中国富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出国旅游部落，97年以来因私出境旅游者人数的年均增长率高达35%，远高于我国入境旅游者和国内旅游者的增长。2004年，我国以2885万人次的出境旅游总量列居亚洲第一旅游客源国，并被世界旅游组织列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客源输出国。与出境旅游人数快速增长相伴随的一个现象是中国人海外旅游的花费名列前茅，成为全世界人均出境消费最高的国家之一。比如，在瑞士，中国游客每人每天的平均消费为313美元，居各国游客之首；在法国，中国游客的平均消费约为3000美元，是欧洲游客的三倍多；在澳大利亚，中国人在澳洲人均消费是日本游客平均花费的三倍多；即便是在近程目的地，中国游客亦以刷卡消费平均单笔253美元居于Visa国际组织“2003年全世界刷卡单笔交易平均消费金额”榜首（“解读我国出境旅游消费的重要视角”，www.winetour.cn 2007-5-29 ，巫宁）。
其次，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口大约在4.5亿左右。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6000至7000元之间，恩格尔系数在35%左右，其消费正在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数量追求型向质量追求型转变，出国旅游、购房买股也正成为时尚消费/投资的目标之一。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可能更多地能反映出这部分人的真实感受，从总体上讲，这部分人对于肉蛋及食品价格的上涨也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然而，我国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却是低收入阶层，总人口在7亿上下。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低于2000元，且收入增长缓慢,恩格尔系数在50%左右，其消费尚处于温饱有余的阶段。在这个阶层中，还有8000万左右人均纯收入低于700元的农村人口，其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属绝对贫困人口。显然，对于这个阶层来说，其支出的一半乃至60％大约用于吃饭，目前的以食品为主导的物价上升实际上严重低估了其遭受的困顿，无怪乎粮价肉价蛋价的上升会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无怪乎许多人怀疑当前的统计数据有虚假的成份，还有许多人提出了要将房价考虑在物价之内的奇怪要求。然而，数据也许是真实的，将房价纳入消费物价肯定是不可以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分层的总量性的物价指数不能反映出不同收入阶层的真实感受。
改革收入分配，改良统计体系
事实上，在“拉美化”的收入分配格局下，低收入阶层对当前物价的上升感受与其对房价的上涨的感受几乎是完全相似的。一直以来，百姓对房价上涨饱以批评，中央政府也为此努力对房地产进行调控，以图打压房价。然而，笔者的研究却发现，即便房价回到与价值相当的合理地步甚至回落到低于价值的地步，比如上海的房价跌50％，从2万多回落到1万，估计普通人还是买不起。所以，笔者早就撰文指出，房价并非根本，因为导致社会矛盾的原因已不在于房价是否合理、是否过高，而在于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类似“拉美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这一畸形的收入分配格局必然扭曲住房的消费和供应，并导致贫富差异在住房市场上“感受”的完全不同。对于中国的富人和中产阶层来说，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住房供应使他们不仅在自住房方面有了更多更自由的选择，还在置业方便使他们有了更多更有价值的选择，因此他们对住房市场化总体上是满意的，对房价上升的批评也不多。然而，对于占中国人口中国绝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来说，房价的上升已成为无法忍受的现象。这里面的问题，与其说是房价，不如说更多的是国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这个大背景问题。因此，除非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或者在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下大力改善住房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矛盾不可能缓解，也不可能靠打压商品房的房价来解决大量的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中国也曾有过收入相当收入平等的时代。在1980年代时，中国的基尼系数才0.1，是全世界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然而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成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近几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又进一步上升到0.45以上，中国已从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演变成世界上贫富程度最为悬殊的大国，并且进入到社会随时因贫富悬殊可能崩溃的国际警戒线地步。
所以，中国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早已不是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是加强社会公平和社会公平，以和谐社会的建设保障经济繁荣的基础。为此，在物价的统计和公布方面，政府也应做出相应的努力。众所周知，中央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如果只报全国的平均气温，而缺乏各个地方（城市）的不同气温的预报，所谓的天气预报一定是缺乏价值的。同理，仅有全国所有地区、所有收入人群平均值的消费物价指数的概念显然已不能准确地反映不同收入人群所面临的物价波动影响，因此统计部门有必要考虑按照不同人群的收入和主要支出状况（如区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层级）计算分层性的收入指数，以从结构上来弥补总量统计的不足，增加更多、更细致、更准确的有价值信息，为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笔者注意到，在这方面，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已走在时代的前头。今年年初，他们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曾尝试进行了分层测算，即按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构成，测算每个收入阶层的消费价格指数。按此方法计算的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同比上涨了2.74%，较低收入上涨了2.51%，中间收入涨2.24%，较高收入涨2.02%，高收入涨1.75%。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物价上涨中，收入水平越低，消费价格同比涨幅越高，低收入群体的“物价”比平均水平多涨了0.5%。 该统计还发现，造成如此差异关键在食品类。一来，低收入阶层的食品消费比重大，城市食品类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重为33.9％，而低收入阶层则为43.4％。二来，低收入人群食品指数比平均水平还要高，这主要是因为指数较高的副食品所占的比重较大的缘故。比如，油脂涨19.9％、肉禽及制品涨11.6％、蛋涨21.5％。低收入阶层消费的油脂占食品的比重为3.7％，平均值为2.5％；低收入阶层消费的肉禽及制品占食品的比重为23.6％，平均值为19.5％；低收入阶层消费的蛋类占食品的比重为3.0％，平均值为2.3％。三者其他消费品价格的下降与低收入群体关系不大。2007年1月，汽车价格同比下降5.6％，液晶电视等均降价15％左右，然而低收入阶层中这些商品的消费在全部消费中只占1.8％，而高收入阶层则占9.3％，平均水平为5.1％。据此计算，上述商品的降价对低收入指数的影响为－0.29个百分点，对高收入指数的影响为－0.92个百分点，对平均水平的影响为－0.64个百分点，苦乐亦是不均。
江苏情况如此，估计全国的情况大体亦如此，有些地区的“扭曲变形”甚至会更加严重。江苏统计部门先走了一步，全国是否可以跟上？公众有理由期待着。
尽管政府可以分收入层次编制不同物价指数，以准确反映不同收入人群的苦乐不均，然而笔者对未来收入贫富分配的改善仍然不抱乐观态度。这是因为，根据笔者的研究，造成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力结构不平衡，比如农民没有土地的权力，工人没有组织工会参加谈判的权力，民营经济没有平等的市场进入的权力，所有这些缺乏权力的人们乃至经营组织的收入水平都在经济繁荣的时代走向了边缘化。相反，掌握大权的官员及其家属，具有垄断权力的国有企业，与权力密切结合的资本（以房地产商为代表），却能够很容易地享受甚至掠取经济繁荣的成果，从而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别日益扩大，是“权力”而不是“市场”导致了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权力体系平衡的希望了了。其次，中国已经进入到个人理财的所谓资本收益时代，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严重失衡，目前工资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下降到75%以下，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由"六五"的15%下降到"十五"的12%，也就是说一些人仍然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赚得工资获取收入，而另外一些人却可以靠钱来生钱（房租、证券或股价收益等）来获取收入，显然“富者恒富穷人恒穷”的局面更有可能持续乃至恶化。
笔者还想说的是，收入差距是一方面，然而并不是唯一，当前低收入群体的痛苦还在于政府没有担当起其应当担当的职责——政府在经济增长上的过度作为与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上的过度不作为为公众“生活质量”的差距埋下了陷阱，成为导致民众疾苦的另一重要原因。笔者曾在香港考察半年，笔者的一个发现就是，香港同样是一个收入差距很高的地方，但是，香港社会基本和谐。为什么收入差距大没有造成香港社会的断裂？原因有二，一是香港富人的收入来源大体公平，而不象大陆富人的收入的增长多半来自于不公平的环境乃至直接依赖于权力，并且经过了收入的二次调节。二是，香港政府在公共产品的供应和服务方面可圈可点，这使得香港贫富之间的生活差距远远低于其收入差距，这极大地改善了香港社会的和谐。比如，香港既有非常昂贵的私立医院，明星住院可以包下整整一层，但也有许多免费的公立医院，穷人不致有病无处可医，也不致象大陆一样“因病而贫”；香港既有许多天价豪宅供富家选择，也有政府补贴的公屋以及廉租房供中低收入者安居；香港既有私人游艇俱乐部等高级的健身俱乐部供富人潇洒，也有随处可见的公园和公共体育场供穷人锻炼，供孩子玩耍。由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普遍，使得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穷人和弱势群体仍然生得起孩子、看得起病、能够锻炼身体以及观赏玩乐，富豪和穷人间的生活质量的差距远远小于其收入差距，生存环境不到恶劣到要“淘汰穷人”的地步。
遗憾的是，当前中国各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换是如此的步履艰难。这背后，也与权力平衡的体系相关。为什么地方政府喜欢将房价抬上去而不喜欢搞住房保障呢？原因很简单，房价高地价就高，地方的收入就高，而住房保障构成政府的支出，而政府官员并不是市民用选票一张张选出来的，他们为什么要对市民负责，花那么多不一定能带来乌纱帽升迁的事情呢。所以他们宁愿搞一些形象工程，或者只要“搞定”组织部就行了。这正是中国经济逐渐走上“吃祖宗的饭，断祖孙的路”的“捷径”的体制必然，同时又是当前“富者恒富、穷者恒穷”结局的深层体制原因。
总结一下本文的论述就是，也许城市富人以及部分中产阶级对于当前的物价上升不会太在意，然而，当前中国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贫富悬殊，收入分配严重不均，低收入阶层仍然占多数，因此他们对肉价、对粮价、对生活消费品的上升一定是十分敏感的。在这种情况下，包括笔者在内的经济学者以及政府的统计部门，如果只是从总量上讨论物价的上升，讨论物价总体变化的趋势，则不免忽略了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对于物价上涨会具有不同的感受，并直接忽略掉某些类型物价的上升可能对低收入阶层造成的严重伤害，从而无法在政策建议上反应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因此，网友的反应提醒所有那些试图全面看清这个国家情况的学者，既需要看到中国经济的繁荣，也需要看到这种繁荣没有被公正的分享，而是出现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既需要看到物价总体上升程度及趋势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也需要看到消费物价的上升已经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