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受灾群众的安置您认为采用哪种方式比较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如何负担？
何帆：我觉得类似三峡移民的异地安置可行性差一点，因为本次地震受灾人数比原来想象得要大得多；其次，川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聚集了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他们不会愿意离开原来的地方，而且迁出的成本也会非常高，处理不好可能会带来很多遗留问题。有很多村子受破坏程度非常大，完全重建的成本很高，可能比较现实的办法是把他们就地迁到其他居民区。
考虑到当前中央财政资金比较充裕，居民安置应该由中央财政支付较高比例。中国现在财政状况是比较好的，不必要对增加财政支出或适当的赤字融资过分担忧，实在不行还可以采用金融方式，如发行地震特别国债，这样，可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消化财政压力。另外，要善于运用各种财政和金融手段：第一是直接的财政支出，如政府出钱建基础设施、支付抚恤金；第二是通过减免，如央行这次实行的灾区金融机构暂不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灾后重建还需要对当地企业实行税收减免等政策帮助其度过难关；第三是优惠信贷，如美国的灾后重建、居民盖房就是由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和美国联邦紧急管理署（FEMA）来提供无需抵押的长期优惠贷款。我们现在的援助方式过于单一，只有补助一种方式，其实我认为提供长期优惠贷款的效果会更好，因为无偿补助只能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并不能解决受灾者的就业或创业问题，而优惠贷款则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谋生问题，使他们尽早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这类贷款既可以由政策性银行来做，也可以由一个政府机构比如民政部来做。
《21世纪》：住房安置有哪些比较有效的途径？
何帆：现在提供的住房只是临时性的，在余震没有结束之前以住在临时住房里比较合适。但从长期来说，还需要提供永久性住房，有几种方式：第一，原来的农民、牧民，他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的房子，如果有收入，可以由政府提供低息贷款来帮助他重建，如果经济确实困难，可以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第二，对于有正常收入水平的城镇地区灾民，城镇房屋倒塌之后，房屋所有者对土地的使用权还在，房地产商如果要重新盖房，就必须从原来居民手中购买土地使用权，居民可以将土地使用权转售给开发商，获得部分收入，剩下的再由政府提供优惠贷款。第三，灾后很多家庭的收入状况都会大幅下降，政府也可以考虑在灾区兴建大量的廉租房，居民可以用出售土地使用权获得的收入支付租金。总的来说，只有提供永久居住条件，他们才会有家的感觉。
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重建得重新做规划，周期比较长，按常规的方式，做规划、报批、施工大约需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需要特事特办，加快速度。另外还有很多没有倒塌但是有可能变成危房、或者风险系数提高的房子，这就需要对原来的住房进行加固，相关的费用可以由政府出一些，商业银行出一些，保险公司出一些，个人出一些，四方共担风险，对于监督和提高房屋质量也是有好处的。
现在很多事情必须特事特办，再举灾区孤儿的例子，对于年龄较小的孤儿，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找到领养家庭；对于还有家庭，即使有亲人死难的孩子，应该在原来的家庭里，这对他的成长更有利。从目前的情况看，民政部的领养程序一年都办不下来，而现在有很多想要领养地震孤儿的家庭，包括一些地方政府，数量远远超过了孤儿的数量，所以挑选一个合适的领养家庭并不困难，这时候应该精简审批程序，否则一年之后，再去修复心灵的创伤，就错过安置孤儿的最佳时期了。
《21世纪》受灾者可能面临的金融困境，如房屋按揭贷款、财产性损失，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
何帆：我认为可以采用债务重议和减免的方式，允许减免和延期不仅对债务人有好处，对债权人也是有好处的。如果非得向他逼债，要他每个月把工资都拿来还债，那他就没有继续创造收入的能力了，你以后也别想再要到钱了，所以必须要给他一个缓冲的机会，让他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这在国际上也是通用的，如拉丁美洲国家出现危机之后，主要的西方国家银行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也有一个债务重议；再比如凯恩斯在写《条约的和平后果》的时候就曾预言，英、法等国强迫德国偿还战争赔款，最后会破坏德国的经济恢复，把它再次带入到欧洲战争中。德国人有很多的怨恨，“我们的经济为什么一直一蹶不振，就是因为要偿还赔款”，所以隔不了多少年，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前来讨论银行需要不需要强迫房屋倒塌的居民偿还贷款，这是非常不合时宜的。社会经济规律、商业性原则要遵守，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也有特殊的规律。对于不同的金融机构，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处理，全国性的金融机构受损程度估计较小，需要关注的是地方性的小商业银行，其本身也是受灾的，因此需要得到救助。可以让居民先欠商业银行的钱，商业银行再欠政府的钱，等什么时候居民把钱还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把钱还给国家，央行在危难时候要对这部分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支持。
《21世纪》：灾后重建是当下面临的主要任务，政府和市场应当如何分工？
何帆：市场的力量在现阶段还做不了什么，因为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要救人，总理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做百倍的努力，接下来是防疫，再往后，到灾后重建时期，就需要市场来介入了。有学者提出重建不需要开发商，这是不对的，企业肯定是要进去的，而且进去得越早越好，因为他们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进入，所以政府需要提供一些优惠政策。第一是基础设施的恢复，这是需要政府做的；第二是家园的恢复，这需要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共同去做；第三是就业，一方面政府可以提供一些临时性的就业，用以工代赈的方式让受灾群众参加灾后重建。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是增加了其收入，另外对其恢复生活信心也非常有意义。对于在地震中受到损失的小企业、个体户等，应提供优惠贷款，进行税收减免，让他们尽快回到正常的生产和经营轨道上来。在此之外，还需要有新的企业进入，这既包括本地居民在灾后新建立的企业，也包括外地的企业，对他们要开绿灯，提供一些鼓励和优惠，为他们创业创造便利条件。
重建工作包含着巨大的商机，这当中也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防止有人发国难财，政府的灾后重建要公开和透明，工程的承包要有一套很透明的方案，如果有贪污和渎职的现象，一定要严惩，否则整个政府形象都会受到破坏。另外政策要注意引导，不是鼓励那种帮你造完房子就走的企业，而是要鼓励到那边去投资的企业。如果各方都能动员起来，这个调整就会非常快。
《21世纪》：在住房和财产保险方面，针对地震等自然灾害，应该做出怎样的创新设计？
何帆：保险是应对自然灾害不可缺少的，但地震附加险在我国形同虚设。因为从唐山地震之后，我们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地震，所以大家对此观念淡漠。另外，很多人并不知道地震附加险，保险公司也没有兴趣去推销，因为万一出现的话，偿付的金额非常高，单靠保险公司很难承担。像美国的加州就规定所有的建筑物都必须上地震险，但保险公司不愿意，因为加州是一个地震高发区，保险公司的偿付会非常多，但如果美国所有地区都要求上地震险的话，他就能赔得起，这就好比你让身体最不健康的人去买健康险，那保险公司肯定是要破产的。所以需要一个风险分散机制，鼓励保险企业之间联保；还要有一个再保险机制，保险公司通过再保险，进一步分担风险；再保险公司可以进一步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巨灾债券（CAT），层层分散风险。最后，还应当通过政府的力量来建立全国的灾害基金。地震之后投保的比例会上升，政府也要引导居民去购买，可以提供各种优惠，如果真是买不起，可以由政府提供保险券，这个券只能用于买保险，等于政府替你买了保单，你自己去选择保险公司，这里可以分出一个比例，比如100元的券，我给你提供80元，你自己掏20元。
《21世纪》：此次灾区得到的赈灾款项，您提出建立专门的赈灾基金，应该由哪些政府机构或者民间机构来负责组织使用？
何帆：现在的捐助款很多，但怎么用，还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有一些工作是要政府去做的，捐助款是慈善性质、互助性质、人道主义的，使用范围比较有限，它不能代替政府，所以应该有一个区分。另外捐助款的使用应当透明化，这些钱都是血汗钱，有很多捐款者是民工，或者是老人的退休金，大家是一分钱一分钱捐出来的，谁要在这个血汗钱里打主意，都应该是严惩不贷的。现在有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捐款不够用，但这次中国人的表现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所以我想下一轮的捐款还会有；二是太多了，我估计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大，用不出去怎么办，我觉得可以借此建立一个长期性的专门的赈灾基金，来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灾难。中国是一个灾害比较多发的国家，灾害基金可以由政府出一些钱，发行一些基金，由老百姓来购买，这比一次性捐款的效果要好。
《21世纪》：政府和民间力量在灾后重建工作中的参与份额应该怎样平衡？
何帆：政府和民间机构应该有一个分工，有些事是必须要政府去做的，因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遇到了危险，你不来救我，那就是你的失职。还有一些事是慈善机构要做的，比如对受灾群众心理治疗、后期的帮助。他们的角色分配是不一样的，民间不要去跟政府抢那些风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现有的援助灾区的渠道过于狭窄，仅是捐钱捐物，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事可以做。比如我想领养一个孩子却不知道到哪里领养，我想帮他们做战后重建却不知道灾区现在最需要什么，再比如现在人人都说要建希望小学，可能捐助建希望小学的钱远远超过了需求，但是其它方面的却不够。，有哪些需求，哪些需求量更大，政府不知道，志愿者也不知道，信息就很混乱。我觉得有必要建立一个信息沟通平台，由一些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帮助政府建立这么一个平台，首先让政务公开，其次让信息畅通，能够让我们知道有劲怎么去使。现在大家关心的都是硬件问题，但是在灾后重建的时候，那些软件的东西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