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奖没有爆出意外，发给了天才学者保罗.克鲁格曼。很难说这是不是对美国金融危机的一种反省。十余年前，克鲁格曼就因预言东南亚经济危机而一举成名。他的专著《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也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克鲁格曼出道很早，曾经拿过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1983年就通过费尔德斯坦的介绍进入里根政府经济咨询委员会。据说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多年来他一直在耶鲁、麻省理工等著名高校任教，2000年起赴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被美国许多高校选作教材，在中国也有多种译本。
虽然他在克林顿总统竞选中出了大力，却没能进入克林顿政府。放弃从政以后，克鲁格曼大量地为各种通俗媒体撰写专栏，其中包括《财富》、《哈佛商业评论》、《经济学家》等等，他至今仍在坚持为《纽约时报》写专栏乃至博客。在著名经济学家当中，恐怕只有哈佛大学曼昆教授的热情能与之相比。
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东亚经济飞速发展时期，所谓的“四小龙”、“四小虎”势不可挡。当时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就提出担心，觉得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克鲁格曼深入研究后发现，东亚经济在大量投入资本和劳动以后，没能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即意味着东亚经济的实际生产力并没有显著提高，经济繁荣只是一场泡沫。作为自由主义者，克鲁格曼从1994年起就不断发出警告，1997年的金融风暴终于把“四小龙”打回原型。
但是这并没有让克鲁格曼对身边的危机产生足够重视，他卷入安然公司丑闻，并因为同时在专栏发表的放松管制观点文章而受到广泛批评。好在他及时在报纸上道歉认错，逐渐重新赢回自己的声誉。
从学术角度看，他最初以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而为人所知。国际贸易是一个很成熟的学科，李嘉图在两百余年前就为其奠定基础。克罗格曼却能够借鉴微观经济学的进展，大大拓宽了人们对这个学科的认识。他的主要洞见有二。其一，国际贸易常常处于不完全竞争的情境；其二，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至关重要。这两点也相互作用，才使得国际贸易实践中产生那么多与经典理论不符的“谜”。
克鲁格曼认为，现实的国际贸易存在很多摩擦或者说“外部性”，理想的自由贸易模型不具备精确地描述偏离理想市场情况的能力。真正的世界经济既不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也不是完全的寡头垄断，而是不完全的竞争或是垄断竞争的情况。不同部门在贸易中的地位并不平等，那些依靠外部性而获得“租金”的部门具有更强大的竞争力。
更重要的一点，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特别是那些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报酬递增形成的国际分工，而不是国与国之间在资源禀赋上存在的差别。仅此一点，就完全改写了李嘉图比较优势的经典理论，促使我们对“要素”、“资本”、“贸易”等基本概念作出更深的理解。
克鲁格曼认为，规模经济对于许多产品的生产本身也是一个限制，国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固有优势”造成的。这种固有优势的来源可能是历史、地理、文化，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某些报酬递增行业中不确定事件可能引发产业先期建立和市场先期进入，从而厂商赢得比较优势，报酬递增优势所产生的进一步聚集导致了最终的分工状况。克鲁格曼喜欢用造飞机的故事来解释他的思想，即在飞机制造中，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如此之大，以至于世界市场最多只能容纳为数不多的制造者。这个世界上，最终一定有且仅有少数几个飞机制造中心，虽然飞机发明不过百年，但美国和欧洲少数国家率先进入，支持起这个产业，现在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几乎已是注定的，很难再动摇。
克鲁格曼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基于规模经济的理论思想，他把视野投向更大范围的“城市集聚”，从而发现新的学术空白即“新经济地理学”。他从80年代末开始，长期致力于发展这门学科，撰写了一系列拓展性论文和专著，终于将它变成一门现今炙手可热的学问，并主要凭借它而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们可以这样通俗地理解“新经济地理学”：如果把一家工厂孤零零设在荒原上，随着工厂做大，再怎么努力也逃脱不了“规模报酬递减”的命运。可若是把工厂设在大城市里，情况就大不相同。城市规模越大，工业基础一般就越健全。无论新建工厂在原料供给上有什么要求，在生产工艺上有什么讲究，往往都可以在城市这样狭小空间内部获得满足。工厂越是扩张，城市越是发展，劳动生产率就越是提高，收益也随之提高，实现了报酬递增。
这种思想在地理学领域内产生很大争议。很多地理学者认为，克鲁格曼所玩的这套跟60年代很多地理学者实践过的“空间科学”如出一辙。空间科学思想没能获得有效的实证支持，被认为是已经淘汰的地理学思想。但是“新经济地理学”却在经济学领域内大获成功，在区域经济学等分支内被广泛地投入应用。
无论学术研究还是政治评论，克鲁格曼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但他无疑具有高度天才，在国际贸易和新经济地理学领域都贡献了原创性思想，为后人指明研究方向。更重要的是，他还很年轻，正处于一个学者的黄金时期，有希望做出新的富有价值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