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很多是“发展”——丰富多彩的制度创新与丰富多彩的人生；也有很多是“增长”——索然无味的“GDP政府行为”与索然无味的“官僚化”社会风气
如果你在过去七年体验过所谓“黄金周”假期，并且如果你有独立思考的习惯，那么你一定已经看出这篇文章的标题所含的荒唐——这荒唐，只显现给那些无法逃脱中国文化传统、但已深陷于“地球的西方化”时代的中国心灵。
当然，也会有很多人认为，“黄金周”度假方式，首先与中西文明的冲突完全无关，其次也是顺理成章的制度选择——反正中国人早已经享有“春节”、“五一”、“十一”这三大节日(每节日连续休假三天)，七年前国务院签发的那份文件，不过是继续承认这项权利，并同意将连续三天的假日与此前或此后的周末假日连接和“替换”而已。
这就是“逻辑”——你要提高“休闲效率”吗？那就实施“规模度假”吧，连续休假七日，比连续休假三日，更具有规模效益，从而更合算。
这当然就是“问题”——对谁而言合算？在何种历史阶段的何种情境内是合算的？
对于中西文明交汇——被迫的或自为的，百年以来不断有诸如梁启超或陈寅恪这样的有识之士，或反省文化或再审历史，希望寻求更符合心灵诉求的文化超越之途。基于“技术的人生”的传统，有“效率”原则；基于“艺术的人生”的传统，哪里有效率可言？为什么要追求效率？难道休闲不是艺术的吗？难道休闲还要成为技术的吗？
即便在“技术的人生”的传统中，时代变了，生活方式也就改变了。你听说过或亲眼见过“硅谷工作方式”吧？那些以不系领带为荣耀的年轻人，那些随手写在餐巾纸上的创意和商业构想，那些与这样的年轻人为伍的投资银行家，这是“经济发展”的本意，与“经济增长”不同。经济发展是多维度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仅是GDP。发展意味着“自由”，增长却可能以“牺牲自由”为代价。
所以，即便在仍受“技术人生”支配的西方社会，我们也很容易看到，例如，一群西服革履、刻板拘谨、出入于名品商店和休闲海滩如同惕惕然行走于官场的人，一望而知，不是西方人，而是来自原本受“艺术人生”支配的东方社会。在东方，许多人效仿西方生活，但仅仅是东施效颦而已，文而无质，不成其“文”，所谓“华而不实”。过去几十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很多是“发展”——丰富多彩的制度创新与丰富多彩的人生；但也有很多是“增长”——索然无味的“GDP政府行为”与索然无味的“官僚化”社会风气。
所以，我们说，休闲是与幸福密切联系着的，不是与规模效益密切联系着的。或许，许多年以前，当人们尚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当人们尚未脱离温饱阶段，并且当人们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单位”劳动的时候，假期“越长越好”。因为，反正时间是被浪费的，不是浪费在“工作单位”里，就是浪费在无处可去的休闲中。无处可去的休闲毕竟是自己的、私有的，从而有了“休闲性”。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发展而不是增长，那么，个体的选择随经济发展而迅速扩张；那么，个体将理性地放弃“规模度假”，改而选择“弹性度假”制度。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通常要获得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满足；其次再去争取“归属感”和“友爱”的满足；再次要去争取“自尊”与“自我实现”，以及“精神”的更高境界。脱离了温饱阶段的中国人，根据马斯洛刻画的层次，很自然，将会选择更艺术的人生而不会选择更技术的人生。技术，不论多么复杂，只是手段，是我们寻求幸福生活的手段。生活，不论多么简单，毕竟是目的。
这让我联想到“桥”，你读过西美尔的作品吗？他这样批评“金钱拜物教”：货币只是手段，如同“桥”，是通往对岸的桥。可是人们忘记了这一点，他们站在桥上，不愿前行。
类似地，我们周围许多人忘记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不容颠倒的关系，因此，他们成为——关键是心甘情愿地成为——例如，汽车的奴隶，房屋的奴隶，工作的奴隶，职称的奴隶，名誉的奴隶……最后，多么荒唐，他们还要成为假期的奴隶。
在如此激烈地嘲讽了“黄金周”休闲方式之后，我觉得应当承认，被嘲讽的休闲，对那些在“血汗工厂”里劳作的中国人，确实意味着幸福感的增加。这是因为他们的“三大节日”权利或多或少受着政府和舆论的保护。
正因为看到了上述两方面的情形，我们才一再呼吁我们的政府，首先，不要人为地扭曲“劳动-资本”比价。这意味着尊重市场，尊重劳动者旨在保护自己的市场利益的结社权利，并惩罚那些与剥夺劳动权利的强势群体勾结和营私舞弊的官员。
其次，不要无视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国民经济整体而言的迫切性。这意味着尊重市场，彻底破除所谓“公立”机构对教育和医疗的垄断。第三，不要继续浪费正处于耗竭阶段的劳动存量，这意味着以诸如“最低工资法”这样的强迫手段，来校正被既得利益群体挟持了的要素市场对劳动价格的扭曲。
总之，第一，人们的幸福确实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但更依赖于制度的不断优化。第二，制度只能在与不同制度的竞争中寻求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