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的智力冒险

 
保罗·克鲁格曼不仅在国际贸易理论上（他因此赢得诺贝尔奖），而且在开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理论及经济地理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保罗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并且修正错误的人。他最有名的一篇研究开放经济宏观问题的文章是关于投机资本对联系汇率的攻击。在那篇文章中他指出，投机资本如果发现一种现行的联系汇率在未来某个时候不能持续时，他们就开始对那个联系汇率进行攻击，使之提前达到未来那个价格。

当亚洲金融危机在1997年年中开始时，克鲁格曼持如下观点：糟糕的经济管理和过度腐败导致了危机国家货币的高估，因此，这些国家的货币崩溃是其经济基本面变化的反映。

但是，到1998年10月，克鲁格曼承认他最初的判断有误，他的新结论是：货币崩溃的原因是恐慌蔓延而非经济基本面恶化。

1998年3月，保罗·克鲁格曼提出，“宽泛地说，我认为亚洲危机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我认为该归功于杰佛里·萨克斯——亚洲所发生的一切，实质上是以往旧式金融恐慌的一个现代的、高科技及多文化版本……这一解释的要点是，恐慌并不一定是对你过失的惩罚。原则上至少可以说，一个经济体哪怕‘基本面良好’，一句谣言就可以让它面临毁灭性的资金外逃。“诚然，如你所料，我并不认同这个说法。我认同的是……那些一直到危机前还在运行的坏政策，为金融恐慌创造了先决条件。这次危机，简单地说，确实是对亚洲的惩罚——尽管这种惩罚相与他们的过失可能并不匹配。“亚洲危机是什么？有个词叫‘权贵资本主义’。这是个好词，它抓住了亚洲大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质。真正把亚洲推向悬崖边缘的，是借贷（主要是国内借贷）中的道德风险。”

基于他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分析，保罗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过度紧缩政策做了辩护——这一政策为包括杰佛里·萨克斯在内的经济学家所批评。保罗认为这一政策是合理的，这一方面因为IMF（因其金融资本有限）并非真正的最后贷款人，另外一方面也因为IMF没得选择（“IMF要么控制住权贵资本主义，要么彻底置身事外”）。

然而，7个月后，1998年10月，在题为《信心游戏：华盛顿怎样为亚洲危机雪上加霜》的文章中，保罗·克鲁格曼彻底改变了他对亚洲危机的判断。

在这篇文章中，保罗注意到，“当危机袭来，亚洲国家被要求加息，而非降息，以说服外国投资者将钱留下，从而限制汇率进一步下跌。结果，当他们应当尽力阻止衰退的出现或减缓衰退的痛苦时，他们被要求别去想宏观经济政策，而是执行那些导致衰退加深的建议。

“（要理解那些不当的政策建议何以提出）需要从那些远在华盛顿的聪明学者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他们发现，他们要解决投资者信心脆弱的问题。最重要的政策目标是必须平息市场忧虑。然而，由于危机可以自我实现，恰当的政策并不足以稳定市场信心，他们感到要迎合市场上的那些感受、偏见和胡思乱想，或者，甚至是必须迎合他们所预期的市场感受。“简单而言，国际经济政策最后变得和经济没什么关系了。它变成了一帮业余心理学家的操练。IMF的首席经济学家斯坦利·费舍尔夸口说‘外交使函和萨默斯团队的建议有一样的影响力’。IMF和美国财政部试图说服亚洲国家，按他们所希望的去做，将为市场所乐见。毫不奇怪地，危机刚一来临，那些经济教科书就被扔到窗外。“很不幸，教科书的影响并未随之而去……想要玩一场异乎寻常的信心游戏的冲动，压倒了经济学常识。这听起来很疯狂——也确实够疯狂的。”

是什么让保罗·克鲁格曼“变节”，放弃之前的立场？克鲁格曼在1999年9月的一篇文章回顾性地写道：“我该何去何从？1998年夏天，我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对于危机的看法。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传染——即便是那些与有着经济原罪的国家并无实际经济联系的国家也不能幸免——说服了我，IMF的批评者如杰佛里·萨克斯在这一事情上的洞见是正确的。与其说它是经济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市场恐慌的预言自我实现的例子——这一预言导致实体经济崩溃，以自我证明的方式终结了自己。”

（作者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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