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对于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获得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予不吝啬的掌声，能同时获得经济学研究领域和公众领域知名度的，当今之世，也就克鲁格曼一人而已。他拥有清晰的逻辑与优雅的数理模型，还有抨击敌人的难忘言辞，更有国际贸易理论的想象力，以及维护公平的锐利理论。
克鲁格曼的主要经济学成就在国际贸易、支持经济全球化，而他最引人关注之处在于他的汇率理论，以及依据这一理论对东亚金融危机与美国金融危机的预言。
美国金融危机大爆发，导致克鲁格曼所推崇的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与政府干预发挥到极致，欧美越来越多的银行国有化，美联储与欧洲、英国等央行宣布无限额救市制度，让一战以后的凯恩斯在100年后找到了同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美国最激进的保守主义政府正在向政府干预经济的路上疾驶。
制度如同钟摆，美国的镀金时代逼迫美国出现1929年的大萧条，全球经济随之震荡，进而出现社会制度的大分野，罗斯福新政成为了挽救之策，而在经济学领域，则是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上世纪80年代后，通过货币资本市场，开始长达20多年的新镀金时代，在以玩弄货币与金融衍生品显示了人性的贪婪与金融工程的自负后，出现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于是，新凯恩斯主义粉墨登场。克鲁格曼固守立场，得到了回报。
在对亚洲经济模式的抨击中，他否定了亚洲奇迹，认为亚洲没有奇迹，更不可能长期，靠资源大量投放推动经济增长一定会边际效用递减，无法持续。1994年克鲁格曼发表《亚洲奇迹的神话》，挑破了亚洲经济增长模式的痛脚，即依靠投资增长而不是效率增长，发展的是一种汗水经济，而不是智慧经济。亚洲依赖发达国家高强度的资本涌入和自身高达GNP30％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无节制地使用资源，使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 GNP)等同于国民污染总值(Gross National Pollution-GNP)。
他认为经济劳动力的增加和资金投入的增加会带来产量的增加，而对劳动力和资金的更有效的利用也会促进产量的增加，提升科技与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的增长有着更持久的影响力。事实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力成本资源集中释放可以获得一时之利，前苏联也曾靠资源的大量投入获得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但结果不言可知。
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克鲁格曼出版《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对亚洲货币基金紧缩货币、行动迟缓的救市提出严厉的批评，再次提出全要素生产率。
全球金融危机之际，中国经济在转型，从投资、出口主导的中国制造向创新、内需经济转型，离克鲁格曼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更近了一步。而欧美各国果断地不限额注资，一脚踢开了政府不干预市场的框框，东亚金融危机时替对冲基金辩解的调调消失无踪，无怪乎克鲁格曼在获得诺奖与美联储无限额注资之后对于市场竟然一反悲观论调地看多。对于胸怀经世济民之心的学者来说，没有比自己的建议变成全球经济政策更令人欣喜的了，从这个角度说，克鲁格曼是个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止是个经济学者。
不要以为克鲁格曼只对亚洲如此苛刻，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妙语连珠地抨击一切与他观念相左的人，与另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主张政府适度干预经济的施蒂格利茨相比，这位仁兄用词要凶恶得多。
在2006年年底，克鲁格曼发表《经济风暴的征兆》的文章，提前预测到了去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目前，基于历史上利率和经济景气低迷之间的相关联度建立的统计模型表明，基本上有50％的机会我们将要经历一次真正的经济衰退。经济放缓甚至都不能算做真正衰退。真正的衰退能导致失业人口剧增。如此，2007年将是十分严峻的一年。”也许我们该给克鲁格曼“神奇预言家”的封号，但不管如何，这些与全球经济大势息息相关的预言，使克鲁格曼的社会名声如日中天。
克鲁格曼的汇率理论遭到有意忽视。而论及关于中国汇改对美国的影响时，克鲁格曼承认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是个健康的走向，“尚不富裕的中国把大量的资源用于从根本上说没什么用处的美元囤积，而不是用于提高生活水平”，这话听起来简直是中国国内务实经济学者的典型言论。对美国而言，中国离开美元将有利于美国的制造商，对美国房地产则是个太坏的坏消息，因为，没有为美国金融次贷与房地产抵押者买单的超级傻钱了。
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能否停止克鲁格曼《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生涯，或让他停止抨击镀金时代与共和党政府的不公平，谁也说不准。目前的双重身份，对于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