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做了很多，但没做的事更多——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简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余力
新制度经济学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经济学理论，能不能谈一谈您对威廉森的了解？
盛洪：
威廉森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影响最早的一个人。他早在1987年就来到中国，在社科院工经所举办了一个系列讲座，连续讲了若干讲。第二年，威廉森又来了一次中国，在体改所举办讲座。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时间不长，威廉森能来中国很不简单。
1986/87年大家刚刚知道有一个科斯，他的《企业的性质》在1987年刚刚翻译成中文。前后两次的讲座我都听了，听众很多。
他的讲座，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组概念和一个严谨的逻辑体系。比如他的核心概念是交易费用，用来解释各种经济制度，使人觉得从市场到科层组织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个连续的制度谱系（后来他管自己的经济学叫交易费用经济学）。当时感觉他特别严谨，对现实问题很有解释力。
在讲座中，威廉森推荐了自己的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我后来组织过两次翻译但是全部失败了——他的文字非常晦涩，看起来非常困难。
威廉森的特点是严谨、下工夫。他跟科斯不一样，科斯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开创性的人物，而威廉森在获得了科斯的灵感后，把这种灵感深入下去，不断细化，用它来解释一些具体的问题，这是他的特点，他在画工笔画，很下工夫。
科斯的语言是非常平实的，很好读，诺思的语言比科斯更好读，而威廉森的语言实在是太晦涩了，如果他的语言再好一点，再平实，更容易理解一些，可能会更早获诺贝尔奖。
威廉森分析具体的制度安排。此制度非彼制度，不是一般讲的非常大而化之的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之类，他讲的是institutions，中文可以翻译成“机构、机制、制度、组织”等等，是很微观的东西。他的这套东西，可以就具体制度的安排进行分析，得出这样的制度安排哪些地方值得肯定，哪里有问题，然后可以根据这些提出制度方案的建议。
比如说，一家企业需要很多的零部件，企业要做一个决定，是在市场购买零部件，还是在自己的企业内生产？一个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有董事会？董事会由什么样的人构成比较好？
这些都是现实经济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威廉森的分析是一种细致的分析，比较实用，这对中国尤为重要。我当年的博士论文就用到他的理论和方法。
威廉森表示，获奖是件好事，可以帮助大家更关注制度经济学。这里的言外之意是不是制度经济学还有许多继续要做的事情？
盛洪：
要做的事非常之多。威廉森相信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任何一个个人很聪明或是很天才，但是他毕竟理性有限，寿命也是有限的，他能做的事还是有限的。可以说科斯、诺思和威廉森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但反过来也可以看到他们没做的事更多，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这些年我们不仅做学术，还给许多机构提供大量方案的建议，接触很多现实的东西，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觉，“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理论是灰色的”，现实非常丰富，而理论相当粗糙，很多方面都没有涉及，要发展的空间应该非常之大。为什么？从科斯到威廉森，他们都是学院派的，接触的现实还是比较少——虽然科斯特别重视事实，但是他们还是在学院里面，很多问题、很多事物的维度都没有观察到。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到现在为止，新制度经济学更侧重有形制度的研究，还有非常大一块的无形制度，道德、宗教、文化等等这些东西还没有被足够纳入视野。诺斯后来就涉及到对意识形态、文化、知识等等的研究。要走的路还很长。
中国这些年的变化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现实，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有一天在中国出现科斯或威廉森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大师？
盛洪：
应该是没有问题，中国人很聪明，一点都不输其他国家的人。我们现在比较有利的条件，就是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制度变迁，这是中国经济学家优于其他国家经济学家的地方。我们看这个制度变化发生，就在眼前，就如同亲眼看着猿是怎么变成人的。达尔文只是在猜，而我们是在亲眼看；这些美国经济学家实际上也是在猜，诺斯讲经济史，也是猜的，但是我们在看，这是我们的优势。
因为前些年的封闭，我们的基础打得不牢，各种积累还不够。这些年搞市场经济，大家又非常地匆忙，甚至有一些浮躁——现在教授们还在整天忙着这个项目，那个项目，同时做十个项目，其实不能静下心来思考基本的问题。
但是在20年、30年内，中国经济学家一定会有所成就，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