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颁奖委员会的说法，今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授给美国经济学家、纽约大学教授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西姆斯(ChrIStopher A. Sims)，是两位在“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两位学者在计量经济学领域的时间系列因果关系分析，尤其是西姆斯在矢量回归分析方法方面的创新，一直受到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
而这种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有巨大差异，尤其是在经历了2008年以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各国政府均采取积极救市措施这样的大背景下，实际上对政府干预对现实经济能否起到预期效果提出了疑问，本质上是对当前全球性宽松货币财政刺激政策的反思。正因如此，总体上看，今年两位诺奖得主对于政府调控经济的有效性，是持悲观态度的。
萨金特与西姆斯所从事的专业研究方向和所取得的成果，与理性预期学派是一脉相承的。尤其萨金特，作为“理性预期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利用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市场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会抵消政府宏观政策效果。这就好像人们预期冬天将要到来，而提前预置棉衣来保暖一样。
这一点，显然与2004年两位诺奖得主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的研究成果不仅有联系，而且非常相似，观点也几近一致。有联系，是说这些经济学家基本都可归属于“理性预期学派”门下；很相似，表现在他们的贡献几乎都在动态宏观经济学方面。普雷斯科特等人也认为，正因为政府政策将被市场主体理性预期所抵消，所以政府的政策最好是中性的，而且保持不变。实际上，与大萧条时期政府的全面进入背景一样，政府的过度入市，引发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都加入到了这个反思潮流之中，其中理性预期学派对政府效率方面做出了很有现实意义的探索。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中国而言，两位诺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可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边界方面更有积极的参考意义。从全球范围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都加入到积极刺激宽松行列之中，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奥巴马政府在伯南克的经济理念指导下，已连续实施了近3年的政府救助方案，并且在近期接连出台巨额的就业计划以及相关配套措施。但这些措施与实际发展并不相关。以“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来分析，这种扩张性政策或许短期内有效，可从长期看，由于企业与雇员已提前根据未来可能发生的通胀率谈判工资，商业银行也会根据未来预期调整利率水平，所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不仅无助于经济增长，反而只是加剧通胀。美国麦肯锡的研究就表明，以目前美国的状况，经济恢复至少需要5年时间。
中国的问题同样不容乐观，在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刺激下，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有了很明显的扩张，而且引发出的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金融风险已开始显性化，近期频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对我国经济体系的稳定造成了不小震荡，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源于在金融抑制环境下，中小企业金融需求无法满足。事实上，类似政府有形之手伸得过长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无法正常实现的问题，在各个部门和地区都存在。
现代经济学在数量方法与计量工具上还将不断发展，并且新方法与工具的运用将不断得到鼓励。这与近年来在欧美出现的所谓对“经济学数学化”反思潮流，多少有些对着干的意思。
理性预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值得我们好好去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