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某大出版社一位编辑朋友善约，我从1998年开始，花了四年时间翻译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米塞斯的这本巨著《人的行动》（Human action），又花了两年时间重校，出版合同也签了，但一直没有面市，引发诸多朋友关心，如《南方周末》读书版编辑刘小磊先生甚至还寄来台湾夏道平先生的新译版，备我进一步校对用。直到我在2011年3月初被朋友告知，这家出版社不拟出版此译时，我才不无悲哀的发现，13年已经过去！
让我欣喜的是，当我把此事告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公司的姚映然女士时，她很快答复愿意提供此书的出版机会，并于2011年5月即签订了出版合同。这是一家我很喜欢的出版集团，我此前已经在这里出版了四本著作（第一本译著《管制与市场》出版于1999年），可惜14年前与其还没有结下善缘，否则也不会如此无奈的“好事多磨”吧？
一本用心血翻译的心爱著作姗姗来迟，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但当我忆及作者米塞斯先生二战期间去国离乡寄人篱下之际，却终成此煌煌巨著时，当我发现我的祖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仍在摸索一条立基于民主宪政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时，我却不无欣慰地发现，这本诞生于62年前的著作依然如灿烂辉煌的航灯，屹立于中国“历史三峡”（唐德刚先生语）的出口。尤其在“权贵资本”（吴敬琏先生语）有可能断送30年改革开放已取得之成绩的时候，这本书将同时警醒那些贪婪跋扈之徒和那些寄希望于计划经济复归的愚昧者。一本流芳千古的好书，不在乎沉默十几年，何况国内前两年已有本书的新译出版，同一作者的其他书籍也陆续在大陆面世。
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我的两位尊敬的朋友，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经济学家杨春学和左大培教授为本译做序。他们严谨、脱俗而高效的风格令我感动。在他们的序中，对这本书的历史背景、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有十分详细而精到的介绍和剖析。他们告诉我们，本书不但是作者本人的学术总结，也是新奥地利学派自由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甚至还是所谓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读者诸君不妨先拜读一下这两篇非常重要的学术文献。
作为译者，在此我想对与本书书名《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有关的两个重要词汇的译法及其含义作些补充：
其一为“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此词虽由埃斯比纳斯（Espinas）在1890年首次使用，但其真正为人所知则归功于本书作者及其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有关“人的行动学”的完整理论。本书作者认为，（单个的，而非集体的）“人”的行动及其动机太过复杂，既无法以自然科学的实验方式，也无法以历史资料的分析来进行研究，因而只能被视为一种先验的存在。他同时认为有行动能力的人，必然具备一般动物所不具有的逻辑推理能力，这些能力使其能够判断导致他不适的原因，并将这些原因进行排序，然后以自身能够付出的成本（或能够采用的工具）将其逐项排除。这也是本译尊重作者本意，把“human action”译为“人的行动”而非“人类行动”或“人的行为”、“人类行为”（“行动”首先是一种个人的理性的行为，这里排除了类似动物的条件反射性行为）的原因。
基于此，针对“社会主义”立基其上的“集体主义”、“全体主义”，作者强调说：“人的行动学研究的是每一‘个’人的行动。只有在其更深入的研究过程中，才能获得有关人类合作的知识，而社会行动才被视为更普遍的人的行动范畴之一特例来对待。”“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远离所谓集体主义之纷争，却把对整体之形成、消解、变迁及运作的描述和分析，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也只有选择个人主义的方法，才能完满解决这一问题。”
其二为“交换学”（Catallactics）。此词或曰“交换的科学”，乃由怀特利（Whately）在其《政治经济学导论》（伦敦，1831）首用。但本词得以流行也归功于本书作者。虽然“交换学”研究的对象（如价格形成）与经济学、市场学的基本一致，但本书作者为了使后者成为人的行动学这个较广泛的学科的一部分，才采用了这个有所区别的词。实际上大量的人的行动都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贸易或交换关系中，一个人将他视为较不重要的东西与另一个人交换他视为较重要的东西，反之亦然。因此人的行动学把对于此领域的研究称为交换经济学或交换学，也易于被经济学界所接受。
另外需要读者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多处激烈的批评，但那都针对的是当时欧洲和苏联的各种社会主义和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实践。尤其在“二战”期间，这些“主义”之间的“肉搏”的确给全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作者作为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对此作言辞过激的批评不难理解。不过对60多年后的中国读者而言，对这些“主义”的理解，在中年以上的读者与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读者之间已经大异其趣。尤其在电子网络信息时代，社会各界联系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实践，对各种意识形态、各种主义的讨论和争论更已是家常便饭。我相信本书读者的判断力不会为书中的这些批评所迷乱，当然也不会完全同意作者所持的所有观点。因此，本译最大限度的保留了作者的这些讨论和批评，以保持这本名著的原貌和对作者的尊重。
我还是应该感谢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是他使我和米塞斯先生和这本书结下了善缘，而且我相信他为本译的编辑和出版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我要感谢慷慨赐序的杨春学、左大培先生（据朋友说，当时还是大培先生向他推荐我作为译者的）；我还要感谢世纪文景的姚映然女士和编辑袁晓琳女士，是她们热情和细致的工作使本译得到了新生。此外，我还要把我的谢意送给当时在《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工作的王京燕女士，在十年前个人电脑还不普及的情况下，是她很辛苦地将我的手写稿录为电子版。当然，我更要衷心感谢翘首期盼本译的广大新老朋友，是他们的共同守候，才有本译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