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感言
宋铮
我本来今天还想多花一点时间介绍我们的论文。但是听到各位前辈在前面谈到如何做中国经济学，我特别有感触。我特别想花有限的时间来讲一讲，作为一个后辈，我这些年做中国经济学时，所感到的一些问题。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大概可以把经济学的研究划分为思想性的研究和学术性的研究。美国在五十年前有一些思想性的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上的一些讨论。最近五十年美国的研究以学术性研究为主，主要是问题导向的研究，包括现实问题导向、理论问题导向，还有一种我们把它称作技术问题导向，就是数据导向和方法导向，你有了数据、方法，再来做问题，这背后的推动力是新的数据和新的方法，而不是现实问题。
但即便在欧美国家，你能看到的最重要、最出彩的经济学研究、影响力最大的研究成果，都是那些现实问题导向的研究。因为毕竟经济学是一门社会学科。
我感觉在二三十年之前，中国有很多很精彩的思想性方面的探索，包括在座各位前辈老师做的一些探索，到现在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最近十年、二十年里，中国经济学发展出现了一个大的事情，就是其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所谓学术性研究的推动。这和在美国五十年之前看到的情况很类似。这种推动力包括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与世界的接轨，这其中的成绩是巨大的。
但是，在这巨大成绩的背后，我也稍微感觉有一些担忧。可能是我吹毛求疵，但我总感觉客观的批评永远都是前进的动力。所以请允许我在这里讲一些负面的、我个人的担忧。如果有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前辈指正。
我感觉，中国经济学到了这个阶段，对于年轻人来说，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矛盾，就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对于现实问题的需求，和我们年轻人所面对的、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的负面作用在哪？首先我们来讲正面作用。这个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肯定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过去没有客观的科研考核体系，现在有了，这肯定有巨大正面作用。但是，它的负面作用在于，它鼓励年轻人去做一些看得见的、容易出成果的东西，而不容易鼓励大家去做一些长期的投入、有思想性和现实意义的投入。因为，有数据、有方法去做的研究比较容易出成果，有现实意义的东西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出成果，而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个问题背后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在哪里呢？其实是经济学的一种全球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以美国问题为导向和美国价值取向为导向的一种全球化。
如果说经济学科是一种纯理论研究的话，这种全球化没有任何问题——理论高地在美国，全世界都向美国学习，这对知识的创造和积累只有正面作用，没有任何负面作用。但是经济学这门学科是一门应用学科，是一门社会学科。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世界上95%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美国经济问题或者说是以美国经济问题为内核的所谓的经济理论问题的话，这就很可怕。这是一种全球性的人才资源错配。
这一点我觉得在年轻人当中体现得特别厉害。我们年轻人也许应该为此负一些责任，但不应负主要的责任。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迫在做这些事情。科研考核体系迫使我们在做这样的工作。可能我有点夸大这里面的负面作用，但我认为负面作用是存在的，而且是值得我们去反思、去考虑的。过去十五年当中，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把经济学家的共同语言建立起来了。我们探讨研究问题都在使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这个是值得我们所有经济学家骄傲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我们要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话，就要对潜在的一些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
最后，我想引用我复旦大学的老师袁志刚教授的话：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两句话，一句话是，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另一句话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化。
为什么我觉得这两句话特别有道理呢？我们假想一下，如果说我们大家能够追求从现实问题出发的经济学研究，而且能够把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做到国际化，二三十年后，世界上95%的人能够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那时局面将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作者系美国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作者与Kjetil Storesletten、Fabrizio Zilibotti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中国式增长》(Growing Like China)获第15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本文节选自作者12月8日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成立30周年纪念会暨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15届颁奖大会”上的获奖感言，《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王昀整理，未经作者审订。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