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近代经济的历史形成——诸阶段及其特征

引言

近年来，东亚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仅实证研究方面如此，其研究视点、角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倾向表现为：从单一国家历史研究转变为东亚整体性研究；从战前和战后的断裂性研究转变为连续性研究；从各国、地区间的对立关系研究转变为包含共通、相互依存方面的综合性研究。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则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取得世所瞩目的成就，知识界不再将东亚经济与欧美经济进行比较而将其视为后进，而是重视其与欧美间类型、模式的差异性研究。在此，笔者将最近研究成果略作梳理，从经济学角度来考察15世纪以后的东亚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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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社会的成立

所谓小农社会，是指以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或核心家庭(一对夫妇及其子女为核心组成的小家庭)为主，进行独立农业经营的小农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农业的小家庭经营自原始社会解体、定居农业(在固定耕地进行的农业)时期开始，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但是，前近代的小农大多经营极不安定，其产生与消亡不断往复循环。

要形成独立安定的小农经济、并使之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需要社会分工与农业生产力有相当的发展作为必要条件。这种小农社会的成立，在世界范围内，有15、16世纪的东北亚沿海地区(中国长江下游流域及其南部、日本与朝鲜南部)与西欧。而其他地区独立安定的小农经济与小农社会的成立则更迟，或竟至未能形成。

东亚小农经营的特征

农业与工商业、服务业相比，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制约。其中对农业影响最大的是自然气候。世界气候各地不同，因此其农业形式也千差万别。东亚沿海地区位于季风区，夏季高温多雨，农作物生长旺盛，杂草也很繁茂。如果不清除杂草，农作物就无法竞争过杂草，导致收获锐减；反之，则可使收获增加。因此，必须对农作物生长的耕地进行除草作业，即中耕除草；这必须依赖人工劳作。因此，形成了高度集约型劳动。家庭劳动的经营面积虽小，但土地生产力则很高。

在世界范围、与东亚同时形成小农社会的西欧(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山脉以北地区)，夏季气温不高，雨量也不充沛。因此，杂草生长并不繁茂。施行3年一耕，进行土地轮歇除草(三圃制)，在当年未耕种的田地上，可以用马或牛牵引犁进行除草。因其除草的劳动相对较少，使得相同劳动相比东亚更易在广大面积进行经营。但是单位面积收获量则相对较少，且因冬季寒冷只能进行一年一作。相对大面积经营之际，在休整耕地与耕种时都需要使用牲畜。因此，畜牧业也相当重要。

另一个农业与工业差距甚大的，是作为生产手段的耕地的重要性。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可以依据分工、合作与工具(容器)、机械(装置)的发展程度等进行预测。而此前也多无视农业与工业之间差距，以农具发达程度为中心判断农业生产力发展程度，其实大谬。而无视自然条件差异，径以农产品生产数量进行判断的标准也同属谬误。耕地并非仅仅作为自然条件的土地(大地)，同时还是在此之上施以人工劳动、使之改良并适合农作物生长性质的生产手段(与土地相结合的资本＝土地资本)。特别是东亚水田农业，水田改良、发达至关重要。水利、灌溉设施完备、排水优良的水田，其修建与维持需要高的土木技术与一定的资材、劳动。尤其是大的河流中、下游流域冲积平原的大规模水田修建及其发达更是如此，而这些水田普及也是独立安定的小农成立的重要条件。

东亚小农经营的多元、复合型发展

农业受到气候与农作物生长制约，季节性强。一年内劳动力需要较大变动。特别在以耕种为中心的东亚农业尤其如此。因此，东亚小农为发展经营，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减小劳动力需要的变动，尽可能使之平均化。通过组合生产劳动季节性不同的农作物、进行一年二作或三作、栽培各种经济作物等方法，减少劳动力需要的季节差，努力增加家庭劳动力的经营总产品。同时兼营作为副业的工商业、服务业、雇佣劳动等。东北亚小农经营是多元、复合型的发展。

为提高效率，一种经营在一年之内按季节、将各种不同劳动复杂组合编排在一起，无疑家庭劳动力对此最为适宜。与使用他人劳动的较大农业经营相比，家庭劳动力的中小经营在生产力上更胜一筹。为统合各种复杂劳动、进行有效和合理的经营，增加了指挥、监督家庭劳动的经营技能的重要性，强化了担负这一职责的家长权限，家长制遂得到发展。

与此相比，西欧的小农经营发展则趋向经营面积的扩大。受气候条件与农耕方法制约，西欧地区的土地生产力提高十分困难，而扩大经营面积则相对容易。而经营面积扩大受制约的地区(丘陵地带以及都市近郊等地区)则倾向于工业化发展。于是形成了农村工业地带。社会分工在东亚表现为农民兼营副业的形式，西欧则表现为农工分离、地域性分工的形态。此前的资本主义形成史以西欧为判断标准，将西欧的社会分工形式视为发达阶段，实则并非如此：所谓阶段性差异不过是类型的区别而已。

东亚广大地区交易圈的成立与技术转让

东亚沿海地区经济最发达的中国江南，在15世纪(明代中期)最早形成小农社会。与此同时，农村市场的发展、定期市场的发展、小都市化(市镇)以及都市与农村小都市、定期市场相互联结的流通网络市场经济化有了进一步发展。更从中国沿海地区扩展至日本、朝鲜、琉球、东南亚诸地区，形成了东亚广大地区交易圈。16世纪尤其后半以降，为寻求亚洲物产，西欧势力也参与到其中来。东亚广大地区交易圈的交换手段是白银，于是中南美生产的白银经西欧大量流入，接着日本白银的生产激增。大量银被投入东亚交易之中，交易量也急剧增加。

东亚广大地区交易圈的重要作用在于中国向周边地区国家的技术转让。长时期以来，都是中国向周边地区传播与转让文化和技术，以提高日本、朝鲜、琉球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技术水准，缩小、消除其与中国之间的差距。后来，某些国家或地区逐渐在某些领域逆转领先中国。这其中，对技术转让最为热心的是日本。日本从中国输入生丝、绢织物等产品，输出大量金属(金、银、铜)等，导致日本货币制造原料不足，于是施行贸易保护，致力于产品的国产化。研究认为，17世纪初期日本白银的输出额达全国农产总额的一成，而日本的贸易依存度(相对国内总生产的贸易额)则超过一成。这一数据远超中国、朝鲜，即便在同时期的西欧，也只有荷兰和英国高于此。15至18世纪棉花、棉织物、白丝(高级生丝)、高级绢织物、瓷器、茶、砂糖和烟等成功实现国产化，使得日本人生活有了重大改观，得到提升。日本白银产量的激增也是经由朝鲜引入了中国精炼技术所导致。土木、建设技术也为战国大名竞相引入，贡献于水利、灌溉、都市建设等。

东亚与西欧的分歧——国家及其相关政策

15至17世纪东亚与西欧大体在并行发展。小农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同时，市场经济化也正在进行。例如考察人口达1万以上的都市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的指标，1600年日本占4.4%、中国占4.0%、西欧占7.8%，到1820年日本占12.3%、中国占3.8%、朝鲜占2.5%、西欧占12.3%。由于中国的地区性差异太大，兹以江南地区为例，1629年占15%、1776年占16.3%～19.3%。

18世纪的日本与中国江南在经济上是东亚最为发达的地区，但却未自发性进入下一阶段发展——如产业革命。而西欧则从以英国为首的产业革命开始，英国在19世纪前期，法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在19世纪中期，形成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国内经济。19世纪中期更形成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欧美主导的世界市场(世界资本主义)，东亚也被动的卷入这一世界市场之中。

为什么直至17世纪仍然与西欧并行发展的东亚，在18、19世纪落后了？这一问题已屡经讨论，答案也层出不穷。似乎这一问题并无确定答案，将来也会有各种看法亦未可知。笔者则从东亚资本主义的见解出发，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国家及其相关政策，以及从中派生出形成大西洋经济圈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看，是原始积累的问题。西欧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形成近代国家(包括绝对王权在内)，开始在国家之间进行竞争(如战争和重商主义的兴起)，使得国家权力趋向集中与财政逐渐膨胀，而在强有力的国家强行实施了资本主义化政策。相比之下，东亚则持续着中华帝国体制(以国际关系言，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地区之间的册封、朝贡体制)，并无国家间竞争。因此，国家权力集中，未能诞生出近代国家。国家的财政规模未能增加(如日本)，或乃至减少(如中国、朝鲜)。上述二者之间的差异、国家间竞争与国家权力集中、国家财政扩大、国债发行等，与原始积累所导致资本主义的形成是否加速密切相关。

东亚地区内部分工与市场的发展

19世纪后半，东亚被纳入欧美主导的世界市场。处于相同地位的拉丁美洲、非洲等被纳入与其宗主国为首的欧美之间的垂直分工贸易体制之中：进口工业制品而出口初级产品。与之相比，东亚虽然也形成上述贸易关系，但是同时在其地区内部贸易则十分发达。后者迥别于拉丁美洲、非洲。1883至1913年东亚、印度对欧美贸易增长率为年平均4%，世界贸易的增长率大致相同。而同时期东亚、印度地区内部贸易则以年率5.5%的速度增长。拉丁美洲与非洲的远途贸易在被卷入世界市场之后逐渐衰退，而东亚则在世界市场这一崭新条件之下，地区内部贸易获得发展。同时国内在伴随着旧有产业结构破坏与再生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加广泛、崭新的市场，刺激了经济发展。

日本的工业化及其意义

东亚广大地区内部市场的扩大以15至18世纪东亚经济发展——小农社会与东亚广大地区交易圈的发展——为历史性条件。另一要因则是19世纪后半被纳入世界市场以后的日本工业化。在与欧美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条件下，日本的工业化必定要采取适宜的形式。同时，生产的产品也必须与日本人的消费相吻合、一致。日本产业革命的中心是棉纺工业，其制品是以粗线为原料的厚衣料棉织品。纺织机也无法使用欧美的宽幅纺织机，而是自行开发出纺织用布的小幅纺织机。日本工业化开发的产品被社会、生活方式相类似的其他东亚地区接受，致使日本生产的消费品向东亚地区出口激增。日本工业化作为东亚地区内部贸易的原动力、“增长引擎”的同时，日本工业化也在东亚土壤之上得以成长。而地区内部贸易的性格也逐渐转变为以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之间贸易、即“工业化型”贸易为中心的近代贸易。

两次大战期间的中国资本主义形成?

中国经济的变化在19世纪相对缓慢。19世纪末以后，贸易的影响遍及农村地区，开始形成包括农村在内的国内市场。外国资本、中国资本的近代工业也以通商港口为中心开始发展，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自欧美的工业制品输入压力趋弱之际急速增长，其核心遂成为中国资本。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基础，1928年国民党与地方军阀达成妥协，大致完成全国统一。国民政府坚持对外独立政策，并重点推进国内经济开发政策。首先恢复关税自主权，提高关税，推进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替代进口政策。至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成功实现轻工业主要部门的替代进口。在工业化进展的同时，进口中心转移至重化学工业制品。此外，关税收入大幅増加，财政基础得到强化，通过1933年币制改革统一通货，1935年实现了将白银通货统一为政府银行发行的国家纸币(法币)，将其与英镑、美元进行挂钩。建立起与世界市场相挂钩的、统一的货币制度。中国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国内市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国民政府实施的国内产业保护与进口替代政策、中国国土广大而人口众多、国内市场有相当可扩充的余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难以同日本在东亚竞争出口。

东南亚贸易结构的变化

东南亚在19世纪、特别是后半期形成殖民地经济。但20世纪、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东南亚的贸易结构有了巨大变化。从19世纪的以西欧宗主国为中心关系的贸易逐渐转向向美国出口(初级产品)、自日本进口(消费品)的贸易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东南亚贸易，以美国的汽车和电机等20世纪资本主义核心新兴产业为主导，橡胶、锡等初级产品出口增长；出口增长的同时，购买力得以加强的东南亚市场大量进口日本便宜的消费品，而取代英国、荷兰等宗主国产品。除去封锁的法国殖民地越南、缅甸、老挝之外，东南亚地区与以英国为首的欧洲之间关系迅速趋弱。两次大战期间，东南亚从英国等宗主国为中心的殖民地经济关系转向被纳入东亚、太平洋经济圈。

东亚工业化的特征——复线的工业化

东亚工业化的特征之一在于复线的工业化。在被纳入欧美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地区之中，东北亚(中国、日本、朝鲜、韩国)最早实现了工业化、资本主义化。但却采取了复线的工业化这一独特存在方式。即以欧美近代大工业的移植与旧有中小工业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业化同时并行方式发展。欧洲人Gerschenkron These从事工业化研究，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类型存在诸多差异：越是落后的国家其设备与企业规模越大，其生产重点也从消费品转向生产物资，产业资金供给也由企业自身积蓄(如英国)转向银行(如德国)，更后来的后进国家则是政府资金(俄国)。这一理论将欧洲内部进行工业化的各国间各种差异进行类型化总结，但是并不适用于东亚地区。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19世纪前半期取得独立，至20世纪中期，其人均GDP甚至高出东亚诸国。其工业化比东亚开始虽早，但进程坎坷，挫折、倒退不断。拉丁美洲地区的外资、国有企业等大企业优势明显，而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工业)相对弱小。此外，小农经营能力弱小，大规模农业势力强大。这一点与东亚(特别是东北亚)迥异。

东亚形成小农社会，从小农兼营副业脱离出的旧有产业得到发展。即便在被卷入欧美主导的世界市场也并未衰退，相反取得了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和大资本(包含外资在内)引入并形成欧美机械制大工业，使得样式各异的两种工业化得以并行发展。这两种工业化起初各自独立发展。不仅在规模上二者有所区别，移植性大工业的资本集约性与旧有中小工业的劳动集约性特征也性质各异，技术上以及产品、市场也大相径庭。例如，日本棉纺工业纺织公司兼营织布，在宽幅纺织机上大量生产洋服用布，中小纺织专业工场则在小幅纺织机上生产和服用布，当然二者的市场也各不相同。

东亚复线的工业化得以最早且最为典型发展的是日本。迄今为止一般认为，日本的资本主义是政府主导的由上至下的资本主义化。但随着对旧有中小工业研究的深入，可知其在日本的工业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曾认为，中小工业是滞后存在形式，并伴随资本主义化的进行渐趋没落。实则不然。中小工业与资本主义化同步增加，并进行了经营和技术等改良。在资本主义化初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移植型大工业仅占有工业的部分比例；而旧有中小工业规模小、数量多、部门众多、分散在地方。相关研究的错后，导致日本资本主义研究有失偏颇。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建立近代国家，从欧美引入近代制度和技术，移植型大工业也较早获得发展。中国的近代国家成立则延后至1928年国民政府大体统一全国，较日本迟近60年。因此，移植型大工业发展滞后。此前研究曾认为中国旧有中小工业发展也远远滞后于日本,但是最新研究则显示,当时尤其是江南地区中小工业的飞速发展，其程度绝不逊色于同时代的日本。朝鲜由于李朝政府羸弱，基本没有形成移植型大工业，旧有中小工业发展也比日本、中国更为弱小。但是在日本殖民地统治时期，总督府、日本大资本主导的大工业取得发展；与此同时，朝鲜人资本的中小工业也得以发展。

中国与日本的对立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

1920至3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成立。国民政府的统一全国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形成。东亚地区形成了多个近代国家。国民政府采取保护国内产业、替代出口政策，获得美国、英国的支持。中国国家主义急剧发展、国民政府远离苏联政权以及国民政府希望实现统一以及国内安定等因素导致了上述情形。日本则在两条路线之间徘徊不定：一是与美国和英国同调，支持国民政府；一是与国民政府对立，并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将中国纳入本国势力范围之中。遭受中国轻工业替代进口政策打击最为严重的是日本，而英国和美国则向中国工业化提供原料、燃料和资本货物，取得有利形势。但是，日本向华出口核心的棉织品则通过直接投资(在华纺织)的形式，回避了关税壁垒。同时，日本1930年代重化学工业发展，机械和硫酸铵(化学肥料)等对华出口逐步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重在国内市场的扩大而非出口，虽然也有经济摩擦，但是二者相互补充，并无绝对对立。

但是在世界经济大恐慌之后带来的经济长期不景气和世界市场的萎缩以及同盟化阵营发展过程中，中日两国日趋对立，逐渐放弃试图增强二者相互补充关系的努力。尤其日本在1931年发起“九·一八”事变之后，强硬路线日益取得优势。1937年更决定对中国本土发动军事侵略。日本政府、军部未能看到世界性的两次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已经日趋没落，而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走来，终致大错。日本帝国主义也终于没落。

(本文作者为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京都大学前经济学部学部长；译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