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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传:茶杯里的风波

  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史上,吴敬琏可谓经济学领域中成就最大者之一,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财经作家吴晓波,与吴敬琏访谈6次,每次3个多小时,完成了对一位备受尊敬的、年界八十的经济学家的完整记述,将于2010年1月底出版《吴敬琏传》一书。FT中文网被授权首家连载该书内容。我们将在未来两周里,与读者率先分享该书精彩内容。

  连载之二:茶杯里的风波

  1956年6月的一天晚上,吴敬琏突然对周南说:“我们后天结婚。”

  在此前的两年,随着吴敬琏进京,周南也被选送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幼儿教育,虽然这时,两人在每个周末的定期约会中早已“私订终身”,但周南对于吴敬琏决定后天就要举行婚礼还是感到十分突然,她问:“怎么来得及准备?”吴敬琏的理由是,“不然我又要出差了”。

  为了赶在吴敬琏出差前把婚结了,亲朋好友一通大忙。吴晓莲是这样描述的:“第二天,周南的同学们集体总动员,有的上街买糖果,有的陪她去买床单。南长街一号里也是一通大忙,我奶奶拿出了压在箱底的百子图被面,赶紧找人缝棉被,二姑爹负责买酒买汽水,二姑妈送了一个新床罩,又借给我妈妈一双漂亮皮鞋。幸好不用给我妈现做礼服,因为她早已为自己当新娘这天定做好了一件丝绸旗袍,不过理发做头却不能省,忙得最后连登记领结婚证都差点儿没来得及。”

  “最不忙的人可能就数吴敬琏自己了,人家是革命得很。结婚也不穿特别的衣服,就是一件布制服,头天拿出来洗好晾干就行了,不过,看他们的结婚照片,吴敬琏的浅色布制服还是挺精神的,我妈妈的花绸旗袍也十分漂亮。”

  从留存的结婚照上看,这对新婚夫妻有着逼人的年轻与纯洁,的确是一对令人钦羡、郎才女貌的佳侣。吴晓莲感慨说:“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看成是中国50年代一对典型知识分子的招贴画。”

  不过当时,发生在吴敬琏身上的事情,却比照片上的单纯和欢愉要复杂得多。正是在那段时间,他和他的青年同事们陷入了一个大漩涡之中,结果遭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场重要波折。

  1956年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沉寂多时的学术界顿时活跃起来,经济所里的年轻人们自然热血沸腾。几年来的工作经验,让这群天资聪慧的人们都与吴敬琏一样,萌生了莫名的困惑,他们渴望自由思考。

  此时,吴敬琏已经担任所党支部的组织干事,专门联系团支部,而团支部书记则由比他晚一年进所,也当过毕尔曼助手的乌家培继任。团支部在经过了几次热烈的讨论后,给党支部写了一份汇报,提出青年团员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科学进军,争取在若干年内达到“副博士水平”。代所长狄超白及党支部委员们看了,顿时火冒三丈,他们认为青年们应当“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干什么学什么”,团支部这个号召“集中了团员中的落后思想”,是“不接受党的领导,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方向”。团支书乌家培“犯了路线错误”,首当其冲被撤销了中科院团代会的代表资格,经济所组织了3次团支部大会、8次小组会,做了162张“思想卡片”,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

  同样年轻的吴敬琏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在一次党支部委员会的会议上,吴敬琏一边做记录,一边听党支部的人批乌家培,他忍不住插嘴说:“我认为没有错,他们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呀。”话音刚落,狄超白等人马上用手指着他,齐声喊道:“原来你就是后台!”

  吴敬琏自然不服,索性说了好长一段话,把青年人平时的苦恼都倒了出来,比如黄范章爱好英语,来到经济所以后想搞世界经济,所长不同意,分配他去搞手工业改造,黄只好业余读英语,又被批评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没有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狄超白等人发现吴敬琏居然是一个比乌家培还“危险”的人,于是,批斗的矛头迅速转向了他。

  吴敬琏看上去文静柔弱,其实内心却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这一点酷似母亲邓季惺。吴晓莲曾开玩笑地将这对母子比做“矛”和“盾”,都是得理之处绝不轻易让步的人,这一个性将在日后的数十年内一再清晰地呈现。他当即给中宣部科学处写信反映了发生在经济所里的这场纷争。不久,科学处派人前来调查,接着又向团中央(时任团中央书记是胡耀邦)通报了这一情况。接到这一情况后,团中央所属的《中国青年》当即派出记者入所采访,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项南和宣传部长孙轶青的指导下,1956年7月期的杂志上,刊出一篇题为《为什么打击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的新闻调查稿,在8月期的杂志上,狄超白写了一篇《关于鼓励青年积极性的讨论》,为党支部的做法进行辩护,青年人们则提出了反批评,吴敬琏、张卓元合写了《只是指责过严了吗?》,章良猷和周叔莲则写了《三大“罪名”》。《中国青年》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团中央主办的报刊,这一组报道一出,经济所里这场“茶杯里的风波”顿时全国皆知了。

  在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以及团中央和中宣部科学处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党委决定批评经济所党支部的粗暴做法,吴敬琏等在争论中取得了胜利,年轻人扬眉吐气。可是,好景并没有太久,进入1957年后,随着“反右”运动的展开,按照“反党委就是反党”的逻辑,吴敬琏等人的言行立即成了“反右派”的斗争对象。所有参与辩论的年轻人全部遭到调查,党支部的人首先将出差在外,并没有参加“鸣放”的章良猷以他“向党交心”的自我检查材料打成了“右派”,然后向中科院“反右派五人小组”上报材料,要求将领头的吴敬琏划为“右派分子”。最后,吴被定性为“中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而最诡异的是,想给他戴上“右派”帽子的狄超白等人,不久也按照“反党委就是反党”的逻辑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

  发生在吴敬琏结婚前后的这场风波,在日后看来,很有耐人寻味的寓意。它是一批信仰社会主义理论、已有一定学术涵养的青年们,为了追求“思想自由”所进行的一次集体抗争,尽管它最终以“失败”收场,却深深地埋下了思想解放的种子。

  与“三反五反”运动时期表现出来的“坚信不移”所不同的是,经历了“反右运动”之后,吴敬琏开始痛苦地怀疑自己。他原来以为,自己天生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血管里流淌的就是奔腾着的、革命的血液,而此刻,他一再地检讨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同路人”,或者叫做“民主革命派”。他在日后写道:“在这次政治风暴和往后的批判运动中,我怀着涤除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所具有的‘原罪’的虔诚愿望,努力说服自己:过去自以为并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种种观点,其实都是‘修正主义’的谬说。昨日的我全然错了,今后要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一切学术观点的正误,也要以是否有利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最终的准绳。”(《吴敬琏选集•作者自传》)

  就这样,从1946年那个膜拜革命的激进少年,到1956年这个充满了自责感的学术青年,吴敬琏走过了不长不短的10年。而由怀疑自己到怀疑时代,未来的吴敬琏,还有10年的路要走。

  (未完待续)

  注:本文选自吴晓波著《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中信出版社2010年出版,作者授权FT中文网首家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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