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崛起”的氛围中，对中国经济长期表现的预测已成为一门“显学”。
2009年5月，就在姚余栋博士的这本新著进入最后一稿的时候，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计算得出，中国经济将在2009年年底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这条新闻很是靓丽，马上出现在各大媒体的醒目位置，为这个萧条的初夏平添了一抹喜色。
看到李教授的预测，我当即联想到姚博士在本书中给出的另外一个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29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也就是新中国100周年的时候，为美国的3倍！他的计算前提是：中国经济在2029年之前保持7%的增长，而2029年到2049年保持3%的增长；美国保持2%的增长；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均保持为2%；到2049年，中国人口14亿，美国则为4.5亿人。
本书的各位读者，如果你们的年龄在50岁上下的话，几乎全部可以看到2029年的到来，而且绝大多数应该可以熬到2049年。这意味着，自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追赶的、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将再次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而我们将成为见证者。
姚博士这本书的副题是“中国经济：公元1～2049年”。这是学界第一次以2 000年的跨度对中国经济进行经济学层面上的分析。在此之前，有欧洲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出版过《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当然，姚博士的学术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做出了一道计算题。事实上，在这本著作中，他以无比严谨和严肃的态度在探讨一个更为深入的课题：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和战略达到那样的赶超目标。简单地说，也就是中国怎么在未来的20年内保持7%的增长，以及在其后的20年内保持3%的增长？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浮游着一个悲剧性的“赶超”往事。
1958年开春，毛泽东去苏联莫斯科开会，期间，他与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兰特和高兰交谈，了解到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从2 000万吨增长到3 000万吨。他回头自己算了一笔账，认为中国再过15年将可达到4 000万吨。于是，在几天后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公开表示，中国1958年有520万吨钢产量，再过5年，可达到1 000万～1 500万吨钢产量，15年后，可以达到3 500万～4 000万吨钢产量。
从这时开始，中国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国家战略。为此，中国发动了“大跃进”，1958年6月，感觉形势一片大好的毛泽东把赶超时间大大缩短，提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场赶超运动的后果，大家现在都知道，是全民砸锅卖铁大炼钢铁的闹剧，然后是1959～1961年的3年大饥荒，到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20世纪50年代的“超英赶美”与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超日赶美”，是否存在着一种可能的、可怕的相同路径逻辑？
这显然并不是杞人忧天。
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的经济变革其实尝试过两条道路：一条是国家化的工业化道路，以国有资本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力；另一条是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以多元化的资本格局推进经济的繁荣。
前面一条路，我们在1978年之前曾经尝试过。安格斯•麦迪森提供过一组数据，他对1952～1978年之间的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 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1/3，只相当于美国的1/10。后面一条路，是最近30年所试验的。还是用麦迪森的数据，1978～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则依次为2.1%、6.3%、4.8%、3.9%、4.7%。把这些很枯燥的数据一一排列出来，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经济变革已经不能偏离市场化的路径。而市场化的终极目的，是民富大于国强。
“国强民富”是一个常常被顺口连在一起的成语，而事实上，国强未必民富，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和苏联；而民富也未必要国强，譬如当今的北欧诸国。此理，很多国民未必了然。未来20年乃至40年，中国变革的主题应当是，如何从国强进而到民富，如何让全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福祉。
只有在全民日渐富足与和谐的前提下，“超日赶美”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可能是又一次的GDP“大跃进”。
回望百年中国的商业演进，历史的内在逻辑并没有被改朝换代所打断，那么多情节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电视剧般一再上演，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百年不变的剧本，那剧本里的台词竟像基因里的遗传信息一样在一代又一代的人身上复制和轮回。如果我们再放眼看遥远一点，在过去2 000年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对威权的迷恋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历史性课题。全球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权力的贪欲确实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约束，世上似乎没有一个民族、一种政权可以自觉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
我们是否需要“超日赶美”？这是一个全民勇气的问题。
我们将如何“超日赶美”？这是一个全民智慧的问题。
姚余栋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曾服务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今又在省级政府任职。他是一个少有的具备了国际视野、满怀济世抱负、在学界有相当研究功底的青年才俊。此书既是一部大国崛起的“预言书”，更是催进变革的“警世钟”。
中国之进步，漫漫其修远。我等学人，以笔为剑，在风雨如晦中顶风而行，携手并进，也算是一件快事。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