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主讲人 海闻
时间 1998年7月11日
地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
主讲人简介
海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际贸易方向）。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讨会”系列报告之二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第二部分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中国的国际贸易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教授介绍了中国的对外贸易近年的迅速发展。海闻首先介绍了中国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过程，80年代中期开始允许企业保留一部分外汇，1988年国有外贸企业开始建立承包制，1993年外贸企业实行利改税。他接着介绍了决策分权化的过程，80年代末中央政府给予工业部门更多的外贸经营权，外商投资企业都拥有外贸经营权。
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5月，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在连续增长以后第一次为负。主要原因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后开始显现，出口合同数和金额均下降。
海闻还介绍了他建立的反映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的计量经济模型。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国家统计局郑京平介绍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他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利用外资对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民经济综合实力的增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郑京平首先介绍了中国利用外资的现状。截止到1996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资2839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占36.7%，外商直接投资占61.6%, 其它投资占1.7%。1992年以前，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对外借款，1992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在利用外资中上升到主导地位。从外资来源看，港澳台投资处于绝对优势，1984－1996年，在实际利用外资中，香港占39.5％，台湾占5.5％。从行业分布看，工业部门是利用外资的主要行业。从总体上看，中国目前利用外资的规模仍处于比较安全的范围，可以继续放手利用外资。中国对外借款的风险很低，尚未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标准。与世界其它一些国家比较，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仍较低，总量远远低于美国，人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剔除港澳台资本，中国利用外资的水平会更低一些。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中，有20％－25％属于中国资本的回流。
郑京平接着介绍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行业中的状况。从总体上看，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整个工业体系中所占的份额仍较低。1995年全国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中，外资企业占8.4%, 港澳台企业占8.6％。在个别行业中，外资企业所占的份额则比较高，如行业大类中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行业中类中的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软饮料制造业等。外资企业的内销比重尚不高，1995年全国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的“三资”工业企业在中国国内的销售收入仅占中国工业国内销售收入的13.8％。
郑京平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体现在，第一，弥补了国内资本不足，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第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三，缓解了就业压力，训练了一支职业大军。第四，发挥了比较优势，增强了对外贸易的竞争力。第五，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郑京平最后对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进行了展望。从中国的需求角度看，利用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相对落后的技术和管理水平，都需要继续利用外资。中国政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从外资进入角度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势头强劲，跨国公司正在成为各国主要公司的经营模式。中国市场总量大，发展水平低，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多。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也为外商投资建立了信心，创造了机会。综合以上两个方向的作用，郑京平认为在今后5－15年内，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会保持在450－650亿美元的水平。在这段时间内，外商直接投资仍将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
一国两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中国的含义
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和NBER的罗伯特.芬斯特（Robert.Feenstra）以 “一国两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含义”为题分析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意义。他指出，香港回归中国被称为“一国两制”。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经验。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相比，就是在十分不同的规则下经营的，也可以称为“一国两制”。保持这种二重结构与WTO的原则是不符合的。中国要加入WTO，就必须消除这种二重结构中的一些障碍。由于任何二重结构必然扭曲生产和交换，消除这些障碍在长期对中国可能是好事。进入WTO可以创造一个内外企业平等竞争的统一的经济结构。
芬斯特首先讨论了中国现行的外贸体系以及这一体系与WTO原则不符之处。1994年，中国31％的进口属于一般贸易，41％属于加工贸易，20％属于合资企业的进口。后两者都是免税的。因此公布的关税与实收关税相差甚远。实收关税占总进口的比例1992年为5.6%，1996年为7.4%。这种低关税并不表明中国经济已经非常开放，对于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商来说，中国市场仍然存在很高的壁垒。首先，一些商品的关税仍然极高。其次，非关税壁垒仍然被广泛运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进出口必须通过外贸公司。几乎全部外贸公司为国有企业，每家外贸公司经营若干种商品，这产生了巨大的非贸易壁垒，为美国所特别关注。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的大部分商品是免税的，然而，外资企业不得在国内市场自由销售产品，它们被鼓励将相当一部分产品出口，这相当于出口补贴，为WTO所禁止，也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进口许可、配额、进口控制及中国海关法的不够透明构成其它壁垒。
中国贸易法规许多条款自相矛盾。例如，外商企业进口设备免税，使它们在这方面优于国有企业。因此，政府限制外商企业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以保护国有企业，鼓励外商企业出口。这种二重结构对中国经济有利有弊。益处之一是外商企业进口设备成为增长的源泉之一。外商企业进口设备免税已扩展到了国内企业。第二个益处是外商企业支付了较高的工资。二重结构也带来了一些成本。第一，对外商企业出口的要求成为中国进入WTO的一个障碍。美国贸易代表和世界银行认为中国仍存在一些鼓励过度出口的刺激，例如对外贸公司设立的出口或创汇指标。对外商投资企业也存在类似的出口刺激。第二种成本是“贸易转向”。当国内市场受到关税保护时，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以高于世界市场价格的保护价销售时，社会成本提高。有关理论研究证明避免这一社会成本的方法之一是对外商企业征收比本国企业高的税，而中国所做的恰好相反。总之，国有企业进口必须经过外贸公司。为吸引外资，降低了税率。而这使外商企业比国内企业更有利，所以又设置障碍，限制外商企业进入国内市场。这些政策相互重叠，相互制约。为提高经济效率必须对内外企业采取统一的政策，当然这需要时间。这将是加入WTO对中国改善政策的最大贡献。
芬斯特接着讨论了香港在中美贸易中的特殊地位。由于香港的关税不同，计算贸易额时应把大陆和香港分开计算。他建议中国坚持让美国修正其贸易额计算程序。香港的转口贸易是美－中贸易逆差计算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美国商务部计算的中国对美总出口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香港转口贸易的全部价值。而中国海关计算的对美出口包括离开中国时所有已知目的地为美国的产品价值。1993年以来，中国海关改进了中美贸易统计，把中国对美出口分为直接对美出口和经香港转口。
中美两国对中国经香港转口对美出口计算的差异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当一些商品向香港出口时，中国不知道其最终目的地是否美国。第二，香港来自中国大陆的对美转口包括离开香港时的全部价值，即包括在香港的附加价值（例如服务的价值）。因此，美方数字是高估的，中方数字是低估的。芬斯特据此修正了美方数字，差异减少了。
芬斯特最后希望中国通过加入WTO的机会进行一次政策改革，消除外商和国内企业之间的壁垒，向单一的、统一的经济转变。让外商进入国内市场，同时对外商征收与国内企业同一的税收。允许国内企业不通过外贸公司进行外贸，同时鼓励外贸公司之间的竞争。
在讨论中，马晓野指出，芬斯特的数据过时。进口资本品免税对外商、国有企业都适用。所有企业包括外商企业都将获得外贸权，目前已得到部分外贸权。香港转口贸易四大类附加值大于100％。
郭树清指出，中国对外贸易高估，GDP低估，因此外贸占GDP比重没有那么高。由于存在资本流出，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得到真实净资本流入。
魏尚进指出，与中国的经济规模相比，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太少，50％来自港澳台，其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国内资本回流。
（张帆录音、记录、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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