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中国的贸易收支和汇率
主讲人 易纲
时间 1995年9月11日
地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
主讲人简介
易纲1986年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1986－1991年任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助教授，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1994-1997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1997年至今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国的贸易收支和汇率
易纲
在讨论世界银行驻中国办事处提出的四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 对中国近来外贸部门和汇率体制的发展变化作一个简短的回顾。
一.1994年汇率改革
94年1月1日新汇率体制启动，开始实施以调剂价格为单一价格的汇率并轨，同时取消外汇留成。新体制中有关买卖外汇的一部分只适用于国内企业。
国内企业须按规定把外汇卖给指定银行，外资企业、国内居民、外国居民和外国组织仍可将收汇保留在外汇帐户上。95年1月1日以后外汇卷退出流通，只保留人民币作为合法货币。
在新体制下，进口商提供有效发票或其它商业票据后，可在指定金融机构购买贸易用汇。对于有许可证和配额管理的进口必须提交有关批文。对于经常项目中非贸易部分和资本项目的用汇仍然实行管制。
并轨后的汇率由银行间的市场决定。94年4月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在上海营业，该中心是一个全国范围的电子交易系统，联结了银行和各调剂中心并进行绝大多数的境内外汇交易。为在新体制下交易，金融机构必须成为CFETS的会员。至1994年中，该中心共接纳200余家金融机构作为会员。从94年4月1日到95年4月21日，该中心成交额为614.4亿美元成交,其中以美元成交567亿美元，港币372.1亿美元，以日元成交64.5亿美元。（《金融时报》，95年4月26日）
外资企业可以在指定银行保留外汇并通过调剂中心平衡所需用汇。但它在调剂中心的每笔交易仍需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
新汇率安排是一种有管理的浮动。人民银行按前日收市交易的美元买卖价格和平均价格公布一个参考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变动限制在0.3%的浮动上。
二.外贸体制改革
改革以前，几乎所有的对外贸易都是在计划之内，并由国营外贸专业公司执行。在计划体制下，出口计划是最重要的，不管国内经济条件如何，由美元计价的计划出口额每年都要增加，外贸公司即使亏损也要完成出口任务。只要完成出口计划，亏损将由政府补贴。1990年对出口的财政补贴达120亿美元，当年全部出口430亿美元，对每一美元出口平均补贴0.3美元，1991年，取消出口的指令性计划，同时也取消了对外贸公司的出口补贴。在1992年－1993年度全部出口中，大约有15％是通过专门渠道限定进行的（这一部分贸易被称为限定化贸易，即由少数被指定的公司经营）
到1992年，进口计划仅包括11大类商品，大约占全部进口的18％，指令性进口计划在1993年进一步削减到5个大类，并由指定的少数专业公司限定执行。在指令性计划之外，但是仍属于国家级重要商品的进口也由少数专业公司限定执行，在1993年，占全部进口20％的14类商品受到限定。
不受限定化的进出口可以由有外贸经营权的任何企业执行。1993年底约有5000家国内企业和800个外贸公司直接从事对外贸易。另外还有约80，000家外资企业可以进出口特定的商品。
相当一部分的进口仍受许可证或其它形式的控制。进口许可证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管理。在1993年，53类商品，包括中间产品和消费品，大约占全部进口额的30％，受到许可证管理。机电产品的进口由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口管理办公室控制，这一部分的进口控制不与进口许可证管理重叠，在92年约占全部进口额的8％。
除了进口许可证和进口控制，中国的关税也很复杂。在93年未加权的平均税率为40％，标准差为30％，原材料的税率最低，消费品的税率最高。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任何规则都可有许多豁免。关税上有多种复杂的减免形式，例如，对外资企业进口的设备免税，对边境贸易减税50％，由于广泛的减免税，在92－－94年内，关税收入占全部进口额的 5－6％。
在1994年，取消了额度留成。额度留成实际是一种补贴，假定一美元额度价格是0.5元人民币，每出口一美元的额度留成是80％，那么对这一美元出口的补贴就是0.4元人民币。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出口成本只能由汇率和退税（增值部分）弥补。
在1994年，由于宏观调控政策，GDP的增长率放缓，国内市场需求不旺。出口的增长率越过了进口的增长率，并从8月份起全部出口额超过全部进口额。整个94年贸易盈余53亿美元，这个进步的重要意义至少从以下两点可以体现出来：
第一，中国的出口不再处于刚性的计划之下。在以往，中国往往以牺牲国内稳定性为代价来维持出口的增长和稳定性。以1994年为标志，中国开始以调整出口来保证国内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第二，取消指令性计划改变了国内企业的行为，外贸公司不再不计成本地出口并等待政府给予补贴，利润动机成为出口决策的主要因素。近几年，出口的平均增长率为20％，多数增长来自计划之外，计划出口减少到30％，并且还要降低，出口的成本底线取决于汇率。利润动机和市场力量使汇率趋向于供求决定的均衡汇率。
中国的贸易差额、资本流入和官方储备
年份 贸易差额 利用外资 官方储备
78－82 -0.25 12.46 2.31
1983 0.83 1.98 8.90
1984 -1.27 2.71 8.22
1985 -14.90 4.65 2.64
1986 -11.96 7.26 2.07
1987 -3.78 8.45 2.92
1988 -7.76 10.23 3.37
1989 -6.60 10.06 5.55
1990 8.75 10.29 11.09
1991 8.05 11.55 21.71
1992 4.35 19.20 19.44
1993 -12.19 38.96 21.20
总额 -36.72 137.80
资料来源:1994年中国统计年鉴 P506、527、546、550。
以上表格归总了79－93年期间的贸易差额。实际利用外资和官方储备，这一时期全部贸易逆差为367.2亿美元，全部利用外资为1379.6亿美元,官方储备增加188.9亿美元。这三项加总并不是国际收支差额，因为经常项目中非贸易项（在这一时期相对较小）和资本项目中的其它项没有包括。但是，有一点仍然是清楚的，即这一时期有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出。中国现有超过10，000家的海外国有企业（在120多个国家），全部资产超过20，000亿人民币，多数资产是在改革以后积累起来的（资料来源：1994年11月2日，财政部副部长兼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张佑才）。国内全部国有资产总值36，000亿人民币（不包含土地价值），94年中国GNP为43.800亿人民币，大约为5280美元（1美元＝8.3人民币）。中国有20，000亿人民币的海外资产，大约为2410亿美元，如果这些资产的收益为每年8％，这个数额为200亿美元，占GNP的3.7％。
三.有关四个问题的讨论
1.从1994年1月1日起，中国对美元和日元的名义和实际汇率是如何变动的？
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对美元的统一比价为8.72人民币对1美元,在94年的前6个月中,汇率基本稳定在8.7人民币对1美元,在94年下半年中,人民币逐渐升值到8.45人民币对1美元。近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继续升值，从95年4月25日的8.45:1升到5月11日的8.29:1 。从1994年1月1日到1995年5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由8. 72变为8.30,人民币对美元大约升值了4.5％。至于人民币对日元的比价，94年1月10日时为7.74人民币对100日元。在95年5月31日时则为9.91人民币对100日元,人民币对日元贬值了2.8%。
进口的有效汇率（EERX）以国内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生产和销售相当于1美元的进口产品时所用的国内货币（人民币）数量来表示。出口的实际有效汇率（EERX）以国内企业生产并出口在世界市场上价值1美元的商品时所花费的人民币的数量来计量，其中包括诸如出口补贴（税金）等项的价值。据估计，1994年秋季中央直属企业的EERX为8.42人民币,而地方政府所属企业的这一比率为8.52人民币(钟鹏荣,《中国市场经济报》，1995年3月14日）
2.中国现在的汇率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决定的?
市场汇率是在政府设定了一系列参数的条件下,由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一般而言，政府不干预而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汇率是很少见的。那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汇率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控制的。
自从94年1月1日中国汇率并轨以来，在以下意义上政府对汇率的干涉是很强的。
1〕中国货币当局尽最大努力来维持人民币和美元之间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的官方储备从94年初的212亿美元增加到年底的536亿美元，增加了304亿美元，平均每天增加1亿美元。基础货币增加了4586亿元，其中的60％是由官方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引致的：在过去，外汇储备的短缺是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外汇储备在84年8月时约为138亿美元，到85年8日时降到了38亿美元），现在则是过多的外汇供给使中央银行担心。如果没有中央银行的干预，人民币在未来将贬值。
2〕另一方面，中央银行继续通过关税、配额和对一些经常帐目的非贸易项目的控制来控制进口。中国最重要的进口项目是和大型投资工程有关的制成品，这一项是由政府严格的。在紧张时期（如1994年），对投资规模的控制是很严格的。对外汇的需求包括企业因进口产品而对外汇的需求和家庭对外汇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如投资、到国外旅行、留学等，所有这些对外汇的需求都受到现行体系的控制。如果没有这些控制，对美元的需求将增加。
3〕政府在给定了上述的政府参数后，当前的汇率基本上反映了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包括将来的投机。据估计，在94年官方外汇储备所增加的304亿美元中，三分之一可由经常项目中的贸易盈余来得到解释，一些企业在紧的货币政策期间把它们所拥有的国外资产（一些存在海外）转变为人民币以维持其资产的流动性水平，所增加的外汇储备中的1/3是由这种行为引起的，另外1/3是由于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利差和中央银行为维持美元和人民币稳定的比价而采取的管制行动所引发的，到目前为止，这一点非常正确。
3.如果对进出口的其它限制(非关税的)改变了,经常项目的外汇供求会变动吗?如果会,向哪个方向?
人民币的买卖价值是多少?关于这一点的争论很激烈.过去16年的改革中,人民币的官方汇率(相对美元)由1978年的1.7贬到了1993年底的5.77,接着在94年初进一步贬到了8.7,一共贬值了5倍多.因为中国是计划经济,78年的汇率是扭曲的,很可能是高估了。目前8.7人民币对1美元的汇率是被低估了吗？许多经济学家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PPP）而赞同这一观点。问题在于，即使在长期，用购买力平价来解释汇率也是很缺乏根据的。不过，以PPP作为我们讨论的基准仍然是有益的。
为了分析汇率从目前水平下（1美元＝8.31人民币）的变动方向，我们就不同的情况做些假设。
情形1：假定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内，中美的通货膨胀率相同；并且在给定政策参数的条件下，当然的汇率是由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市场汇率，PPP没有偏差的压力，那么去掉对进出口的其余限制，会使人民币因以下原因而贬值。
1〕目前时进口的限制比之于出口，在比率上要高得多，在范围上要大得多。
2〕中国进口的大多是奢侈品、高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相对而言，出口的大多数为低附加值产品，中国的出口品在价格和质量方面都面临着高度的竞争。
3〕与其主要的贸易伙伴相比，中国的贸易壁垒较高。在关税和非关税方面都是如此，所有这些因素表明了如果去掉其它限制，则人民币将贬值。
情形2：假设中国比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中：15％，美：5％）；并且在给定政策参数的条件下，当前汇率是由供求决定的市场汇率，PPP没有偏差的压力；那么去掉对进出口的其余限制后将会使人民币有更快的贬值。
所有情况同情形1相同，中国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将导致人民币更快的贬值。
情况3：假设中国比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中：15，美 :5%），并且就PPP而言，有偏差的压力（比如1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5人民币），那么去掉对进出口的其余限制后将导致一个被低估的结果。
在这种情形下，高通货膨胀率和去掉对进出口的其余限制将使人民币贬值，而购买力的偏差将使人民币升值，最后的结果依赖于哪种力量更强。
总之，其它情况不变时，去掉对进出口的其余限制将使人民币贬值。在预测汇率在未来的变化方向时，我们应考虑中国相对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和由于PPP偏差而使人民币升值的强度。
4.对于由于相对高的国内通货膨胀率和名义汇率的升值所导致的对中国商品竞争力所产生的影响,最好的对策是什么?
自94年1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正升值了4.8%,同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这两者均不对于出口，人民币的升值意味着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更昂贵。高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出口的成本上升了。
怎样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呢？传统的方法是改革出口部门，去掉出口的障碍，使更多的企业有直接出口权，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对出口的控制和关税，就会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自1993年1月1日起，出口配额由“出口商品管理临时条例”管理，目的在于提高供给不足的商品的国内可获得率；限制对中国是主要供给者的一些特定市场的出口，实现出口限制的国际协定，例如对一些需要纺织品的市场即是如此；避免贸易伙伴采取反倾销行动。因此，中国可能去掉的出口壁垒是很有限的。大多数的出口限制和控制来自自由贸易，而不是中国自己。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必须作出决定是否使用外国的资本。如果想利用外资，则经常项目有贸易赤字并不一定是坏事。本文推荐以下政策措施。
1.在以后的三至五年中，中国应考虑提高进口中的制成品数量，包括机器设备、化工产品和其他国内短缺的原材料，提高进口制成品的目的是刺激革新，提高经济规模和管理水平。在短期内中国每年有1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可能是合适的。如果我们假设官方储备相对稳定，则有资本流入的唯一方式是经常帐目有赤字，然而，贸易赤字应该使出口产品未来的竞争能力提高，而不是消费奢华程度的提高。
2.如果中国的外债连本带息每年需支付200亿美元，再加上1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那么未来几年内每年应该有300亿美元的外资流入。考虑到人民币的家庭持有量很大，中国在开展经常项目中的非贸易项目时应该谨慎一些。换言之，中国应尽量在未来3－5年内控制这一非贸易项目。
3.逐渐地建立统一的外汇市场。银行间市场和外资企业服务的调剂市场应统一起来，同时也应考虑建立外汇期货市场的可行性，该市场将为贸易商提供规避风险的便利。需要强调的是应该使控制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的程序标准化。
参考书目
《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1994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报》 （1991年，1993年）
《中国统计年鉴》 （1994年）
《“中国经济改革：一个新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114》 （1994年11月）
Wanda Tseng, Hoe Kher, Kalpana Kochhar, Dubrarko Mihaljek and David Burton
《中国的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易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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