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该国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相互作用是金融经济学的中心问题。通常衡量一国金融体系发展水平的指标有：银行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全社会股权权益要求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全社会向非公众公司提供的信用总额等等。在前人的文献中已经通过这些指标证实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和一国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King and Levine（1993）发现金融体系的发展同实物资本积累、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正向关系。Rajan and Zingales（1998）则从产业的角度研究发现：处于相对来说更加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中的这些企业，他们在拥有更加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国家成长得更快。这些研究成果一再强调金融体系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金融体系不健全的经济体中，企业怎样融资以支持其发展？
在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一种可能的方式是拥有高回报投资机会的企业通过非正规的渠道实现融资。非正规融资渠道包括亲朋及家人提供的借款、商业伙伴提供的商业信用以及与其他企业的关联账户中的可利用额度等。对于非正规融资渠道的研究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衡量其对正规融资渠道的替代程度；二是由于正规渠道和非正规渠道都受到一国法律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两者的发展往往是高度相关的，即正规融资体系不健全的国家也难以建立起活跃、可靠的非正规融资体系；最后，文化习惯、声誉及其他契约隐含的因素可能成为替代法律和契约的约束机制，而这就提出了正规融资体系不健全的国家拥有发达的非正规融资体系得可能。
本文选择商业信用作为研究非正规融资渠道的切入点。这不仅是因为商业信用数据的可得性远强于其他非正规融资渠道，而且前人的研究发现商业信用是重要的替代性融资渠道。Fisman and Love（2003）中考察了商业信用在不同国家的使用情况，发现在金融机构弱小的国家中，对商业信用的融资依赖较强的行业发展得更快。他们认为这一结果表明在金融体系不发达的情况下，商业信用能够替代银行信贷。Frankin，Qian and Qian（2005）对比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成长速度及对正规融资渠道的利用情况，得到的描述性结论是非国有企业更难得到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融资，但非国有企业的成长快于国有企业。对这一结果，作者给出的假说解释是存在有效的非正规融资渠道来支持中国非国有部门经济的发展。
选择中国经济作为研究案例是由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天然的所有权差别带来了银行贷款可获得性差异。这就为研究具有成长潜力的公司在面临正规融资渠道匮乏时怎样开拓替代性融资渠道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而另一方面，商业信用来源于借贷双方的商业往来，依赖于声誉和人际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律对于契约的约束力较弱的国家里，这种依赖性更强。因此，考察商业信用在中国的应用对于理解在中国文化习惯、声誉及其他契约隐含的因素对法制的替代作用将很有帮助。
研究中用应付账款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应付账款占销售额的比例、应付账款减去应收账款的净值占总资产的比例和应付账款减去应收账款的净值占销售额的比例四个指标这一样本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发现非国有企业应付账款占总资产比重的年度均值为0.115，国有企业的相同指标值为0.112；非国有企业应付账款占销售额的比例年度均值为0.491，国有企业则为0.131；。后两项指标显示出相同的特点。在时间趋势上，非国有企业应付账款占销售额的比例从1994年的0.379上升到了1999年的0.696，而同期国有企业该项比例则从0.151下降到了0.113；应付账款减去应收账款的净值占销售额的比例，非国有企业从0.103上升到0.217，国有企业则从-.011下降到-0.023。这些数据说明非国有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利用了更多的商业信用，而且这种差异正在扩大。
回归分析中用应付账款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应付账款占销售额的比例、应付账款减去应收账款的商业信用净值占总资产的比例、商业信用净值占销售额的比例和商业信用净需求者哑变量五个指标从不同方面度量了商业信用，并且控制了企业规模、存活年数、资本劳动比、利润、行业、时间和地区因素。回归的结果显示：企业所有权哑变量（国有、非国有）对贸易信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使用商业信用。
研究还进一步区分了商业信用的两个功能，并单独对利用逾期账款进行融资的企业进行截面数据研究。得出的结果也证实了所有权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影响，对长期商业信用的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这些实证结果的解释都可以支持这样的假说：银行对非国有企业进行贷款存在一定的歧视，或者说是国有企业在从银行融资时存在更小的约束，而非国有企业通过银行贷款的成本很大，以至于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使用成本高昂的商业信用进行短期融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