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大洋两岸的对话
之二：海内外经济学期刊主编纵横谈
田国强: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TAMU ）经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China Economic Review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共同主编（Co-Editor）
陈智琦：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厦门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美国《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共同主编（Co-Editor）
王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副主编、
编辑部主任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季刊》主编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世界经济文汇》主编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世界经济》副主编
田国强:
当前，中国经济学科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这与20 世纪40-50 年代现代经济学在美国初期发展时的状况有些类似。对于现代经济学，国内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第一种是基本否定现代经济学的作用；第二种是泛用模型，即不考虑由中国实际情况与经济制度环境所决定的约束条件和边界条件，将一个经济理论或模型泛用到中国现实问题，简单地套用，而不管这个理论模型的假设与中国的经济现实和制度环境是多么的脱节。
John Whalley 教授在他的谈话中重点强调了第二个问题，即泛用模型问题。对于此问题，我同意John Whalley 教授及参加本次讨论的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想强调的是，在重视上述第二种倾向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另外一种倾向，即否认现代经济学的作用。消除这种倾向也非常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完全否认现代经济学的作用可以说是犯了方向性错误。现代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下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一门学科，有着一整套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并发展出了许多分析工具。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体制转型的取向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从而掌握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泛用模型则是方式和技术问题（当然也会造成很多，甚至是非常大的问题和失误），但大方向是对的。就像小孩学大人讲话做事，尽管不是这么一回事，或像年轻人做事还不熟练，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越做越好，没有太多担心的必要；就像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一样，只要大方向是对的，存在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解决的，但改革方向一旦错了，一切都没有戏了。所以，我们应该防止那些用中国经济问题的特殊性来完全否定现代经济学作用的倾向。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分析原理、研究方法所提供的许多分析工具是无地域和国界之分的，可以用来研究不同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当然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经济制度环境下的各种经济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文中，我详细的阐述了这一问题。所以说，对于青年学者和学生而言，无论是做纯理论的研究，还是做中国问题的研究，首先要掌握好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理论和分析工具，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将其本土化，并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真正对中国经济及其体制转型做出了让人信服的研究的经济学家，正是那些真正掌握和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和原理的人。
其次，我想谈谈如何看待某些经济理论结果与现实脱节的问题。由于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研究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些经济现象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往往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即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是相对完善的。尽管这些理论不适宜直接描述当前中国经济制度环境，但是却从不同的角度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取向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努力的目标。这样，许多现代经济学理论也就为我们研究各种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的参照系和基准点（benchmark）， 让我们知道了努力的方向，以及现实和理想状态之间的落差。从而，我们在研究偏离了理想状态的现实问题（如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时，需要对所提供了参照系和基准点的经济理论进行适当的修正，并与之进行比较，大多现代经济学理论也都是如此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不少人正是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没有很好地理解，从而导致了认识上的误区。
由于上述原因，一个一般的经济理论往往会与某国、某地的现实脱节，但在应用上，则必须让所应用的理论尽可能接近现实，或发展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或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否则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后面还会谈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在人们思想水平不高，大多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采用市场经济制度来协调经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那么，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在这一前提下，我们首先要弄清各类改革的子目标和结果应该是什么。但要注意的是，目标不等于实施过程。提出目标是回答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实施过程则是回答怎样做才可以达到所提出目标的问题，也就是需要弄清楚如何改革和怎样实施的问题。这首先需要充分考虑到可行性、可操作性，也就是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即在各种约束条件下给出（过渡性）制度安排，这也符合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在约束条件下，进行取舍和选择。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在解决现实问题时，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而，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就需要对提供参照系和基准点的现有理论进行修正。但不管怎样，分析问题的框架和研究方法都是一样的，并且不少分析工具（如：供给需求基本模型、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都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现象。现在还有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青年学者和学生对这个问题总是感到迷惑，一个原因就是对现代经济学缺乏良好的训练，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改变这种现象。
再其次，在解决经济问题时，我们不可能拿社会做实验，因而在做现实问题研究，应用某个经济理论提出政策性建议时，需要非常慎重，注重理论结果成立的前提条件，因为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适用范围，即边界（先决）条件的。只有将经济现实环境充分地把握住，才会通过经济理论（也许需要发展针对相应问题的新经济理论）得出符合逻辑而又切合实际的结论。只有对所涉及到的经济学基本理论有一个较好的掌握，充分注重或弄清楚所应用的经济理论结果成立的前提条件（具有良好技术性训练的海归在这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因而从某种程度来讲，对中国问题把握较好的本土学者与海归学者合作进行研究，也许会产出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确保所提出的经济政策应对得当。否则，一个政策建议不当，会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后果。比如，这次美国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政府的官员和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忽视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简单的先决条件，即忽视了金融行业的巨大外部性（传递性），放松了金融监管，导致机会主义者疯狂逐利，从而使得市场泡沫不断膨胀直至破裂。
再比如，国内对于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把握和应对就很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为什么在去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所采用的宏观调控政策完全相反？并且正反两方面政策力度均是如此之大？这说明在理论指导方面还存在较大欠缺。在判断经济形势和预测经济景气这类政策性研究时，不能够只看重经济数据。数据在许多情况下对短期预测和检验理论当然有用。但经济数据在有些方面，如在预测经济景气的情况下，可能有它的局限性。那么，一个政策怎样才能具有前瞻性呢？靠什么来让我们得出事前的结论呢？这就是经济理论的逻辑技术分析。也就说，只要将经济现实环境充分地把握住，就会通过经济理论得出逻辑的结论。例如，我和曾担任过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的黄晓东教授早在去年6 月份写的《治理通货膨胀，更要警惕经济大幅下滑风险——关于解决扩大内需和抑制通货膨胀两难的政策建议》一文中，通过经济环境所具有的三大成因，得出了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正不断累积这一结论，提出了“慎紧缩、稳股市、拉两头、控中间、停升值、缓提价”等六大综合治理措施。以上两个例子都说明了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重要性。因此，加强基本理论的训练和分析工具的掌握，就显得非常必要。不仅如此，我们也应该有一大批中国学者瞄准国际研究前沿，在理论创新和提供分析工具研究做出贡献，在具有共性的研究方面具有话语权。只有这样，中国学者才能受到国际同行的尊重，研究的成果才会得到别人的重视。
下面，我想谈谈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以及中国青年学者的国际化道路的探索的问题。
过去十年多来，国内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内的期刊如《经济研究》在引导国内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上面刊登的文章大多写的比较规范，很多都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及分析工具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不过，与国际研究水平相比，国内的经济学研究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如果我们将国际刊物和国内刊物发表文章的归类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纯理论的创新，具有共性的基本理论研究，这些理论结果没有国界，具有一般性，如博弈论、信息不对称时的委托代理和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在这方面，中国的研究水平和国际相比差距很大，这些差距体现在原创性、发表论文数量的差别、研究方法、以及文章中体现的经济思想的差距。很多技术性很强的文章，其实也可能在其中包含很多经济思想，模型背后体现的是深刻的经济学思想（如一般均衡理论、信息经济学、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第二类是现实问题的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来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研究本国问题当然占大多数，而研究国外问题占少部分。而中国经济学期刊基本只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等。这方面，中国的经济学者有着独特的优势，虽然有很多国外的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很感兴趣，但是他们研究中国问题时没有优势，我没有看到外国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有过什么像样的研究。
其次，国际刊物和国内刊物在选择稿件时的偏好（也许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也是有所不同的。国内的刊物侧重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不太注重（也可能是由于对现代经济前沿了解不够，很难做出）现代经济学纯理论方面的创新性研究。国际期刊以美国经济刊物为例，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最注重的是一般性理论问题的研究，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信息不对称时的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组织理论、产权理论、或针对某个经济现象给出理论解释等。也有一些是为建立参照系和基准点而发展出来的理论，这些理论假定比较理想的经济环境，如信息完备，零交易成本或市场经济制度规范，离现实较远；其次是对美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第三方面是对他国经济问题的问题，如中国经济问题。我们看到有一些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如钱颖一等都作出了很不错的研究成果。一些国际刊物，如《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也非常关注中国经济问题。
关于中国青年学者的国际化问题。我认为对于本土学者来说，首先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的学习和掌握，其次要发挥自己对中国经济具有较好把握和了解的优势。此外，应该有开放的心态，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国际化拓展，如既可以和国外学者合作，也可以和海归学者合作，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质量，实现双赢。对于海归学者而言，在国内和国外的工作环境相比，国内工作带给他们的优势，就是身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大环境中，对中国现状比较了解，所以做中国经济问题有比较优势。不过，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海外学子毕业回国后就立刻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现实，老一辈经济学者有很好的把握，很多海归青年学者虽然接受了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但由于对中国现实把握不够及认识不深，回国后立刻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只是进入经济学研究这一终身事业的门槛，初出茅庐的海归博士往往对中国现实问题把握不足，对经济理论的训练和掌握也不够，不太可能提出深邃的经济思想，做不出什么高质量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并且，由于名气不够，即使做出了较好的研究也不大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不利于个人学术生涯的发展。我个人是做纯理论研究的，直到拿到终身教职几年后才开始做中国问题研究。我看到不少刚毕业时非常优秀的青年经济学者由于没有将内功练好（理论功力及把握现实的能力不足），就立即进行中国问题研究，往往没有什么后劲，加上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的迅速上升，新人辈出，让人感觉这些人所做的研究越来越差。
总之，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在国内做研究的优势就是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具有切身和相对深刻的认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具有近水楼台之便。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界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时，为了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及其成果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掌握经济学研究的话语权，我们也需要有相当一批人瞄准国际前沿，做纯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不单单是做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所有这些，都需要青年学者学好现代经济学，掌握其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注重培养自我学习，知识自我更新的能力，在博士毕业后仍需要加强学习，培养出可以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能力，由于人生学术生涯有好几十年，当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一定的学术积淀之后，进而再去做一些政策性问题研究也不会太晚。
陈智琦：
我认为John Whalley 教授的谈话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如何看待中国一些高校中的青年经济学教授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完全同意Whalley 教授的观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应该注意到中国经济的一些特质，并将其纳入到研究的分析框架中。Whalley 教授对中国经济的一些重要特点，如集体身份认同感、国有企业等的观察是非常有洞察力的，这体现了他对中国经济的深入了解。然而，我想补充的是，将中国经济的这些特征纳入分析框架，这不仅仅是对中国青年学者的挑战，而且是对所有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的挑战，不论这些经济学者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和Whalley 教授的观点不同。我认为，中国青年经济学教授致力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是一个好现象，而无需担心。尽管我认为对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和参加政策讨论是经济学者的重要任务，这个角色通常由更有经验的经济学者来承担，他们可以超越单个模型而对整个经济做出全面正确的判断，而年轻学者容易拘泥于个别模型，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我并非倡导青年学者不做政策研究，但我认为，总体上看，如果多数青年学者专注于追求知识（如学术研究），他们所掌握的学术前沿的知识和技能将被更好的得以应用。从这个角度看，事实上，中国学者在做严谨的学术研究的能力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与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制造业部门令人惊异的现代化速度相比，中国经济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相当缓慢。虽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研究中已经很普及，但是从严谨性和尖端性看，中国的研究成果的平均质量仍显著低于国际标准。正如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极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制造能力，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思想界参与国际竞争，如致力于在国际期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将加速中国经济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基于这个原因，我赞同中国的一些一流高校已经采取的措施，为青年经济学教授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提供条件和激励。
王 诚：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成绩令世人瞩目，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遇到严峻挑战。在经济学界，如何看待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论。而这也正是John Whalley 教授所提出的问题。
John Whalley 教授的言论背后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研究者的自由探索精神。如果说传统社会的自由探索学者主要受到食不果腹的困窘和专制政权的随意压制和迫害，那么现代社会学者的自由精神则主要受到流行思维规范、主流期刊标准、基金会导向、职业阶梯压力、中产阶级生活攀比和一定的行政升迁机会等因素所奴役。今天的经济学，有一部分是自由探索的结晶和精华，也有一部分是自由探索的次品，更有一些在各种奴役压力下产生的结果。中国的学者，有责任分清经济学中的精华、次品和奴役品。学问在本质上是“兼济天下”的公共产品，但真学问产生的必要前提是学者精神上的“独善其身”。
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注重形式之美，强调科学化和规范化，它在简单的假设和公理基础上，借助一套界定良好的概念，通过抽象化和逻辑的推理，建立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发展的任务就是在这个体系中不断进行修补和完善，而不要走出这个体系到现实中去。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这套理论体系也充满争议，而由这套理论体系得出的政策建议也经常在实践上碰壁。经济学的“科学化”，仅仅在“科学是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过程”定义上是正确的。如果把经济学的科学化理解为对经济现象研究的封闭化、单一形式化和数学化，则可能陷入误区。作为经济学者，除了知道常用的分析工具以外，了解经济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物理学和化学从来不需要一门“物理现象史”或“化学现象史”，也不需要“区域物理学”或“区域化学”， 但是对于经济学而言，区分经济现象的历史时间和地域空间特征及其特有的规律性则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关系更加复杂的发展中大国，直接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片面强调经济学的所谓“科学化”，无疑是不可取的。
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讲，通过低水平重复生产而制造出大量经济学次品的一个原因，是在经济分析中尤其是在宏观分析领域经常出现的感受性分析或者散文式研究风格。这种研究挥洒作者的思想和联想，但是却缺乏严格界定的概念，论述主题不集中，没有严格一致的逻辑框架。尽管这种研究也可能包含某些真知灼见的“一闪念”，但是其对于知识积累、学术进步是不利的，是严谨的学者所不应提倡的，因为这种“研究”像其他无效的劳动分工一样，会严重浪费我们本来稀缺的脑力资源。
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模型的优劣最终要依赖于其解释现实世界的能力。对于经济学者来说，总结、提炼典型化事实总是第一步的工作。例如，宏观经济分析中著名的“卡尔多典型化事实”在西方经济学界具有长期影响力，直到今天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也基本符合“卡尔多典型化事实”。但是众多研究却发现，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却有很多与卡尔多典型化事实相异的经济现象。其原因可能是东方经济社会的一些特殊却可能是积极的因素，如Whalley 教授提到的家庭因素及其儒家文化的影响。对于中国的经济学者来说，基于中国实践的典型化事实的研究和发现还远远没有完成，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富有研究价值的任务。只有在不断积累典型化事实的基础上，同时更多地借鉴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库兹涅茨典型化事实”和“熊彼特典型化事实”，才可以进一步得出一般理论模型和真实理论，从而为中国经济理论体系的建设，也最终为世界经济理论体系的宝库做出贡献。
姚 洋:
John Whalley 教授指出的现象，的确是国内经济学界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办《经济学季刊》的过程中，我收到许多青年学者写的理论文章，多数都被匿名审稿人拒绝了，理由往往是，“本文只是对某某文章的假设做了改动，不过是一篇习作而已。”这里涉及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问题，即经济学是一门演绎（deductive） 学科，还是一门归纳（inductive ）学科。写在教科书里的经济学理论很严谨，而且采用的是演绎的方式写出来的，学生们因此也就认为经济学是一个演绎学科，以为只要写出一个模型，模型的结论自然就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推演和预测，而是归纳和解释。经济学研究的进路应该是先观察，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然后从经济学的原理出发，给出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可以是基于一个文字模型的，也可以是基于一个数理模型的，但最好是后者，因为文字模型依赖自然语言，难免有漏洞，而数理模型严谨，不会出现逻辑错误。但是，许多青年学者没有前面观察和归纳的铺垫，裁弯取直，直接进入数理模型这一步，形似高雅，实则空洞。
青年学者的问题，是我们经济学教育的问题。我们的许多教师自己就没有用现代经济学研究现实问题的经历，经济学教育往往变成照本宣科。这可能是经济学的尴尬所在。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经济学使用严谨的数理模型解释世界，因此需要经济学家同时掌握现实和理论工具，如果火候不到，经济学家就会变成半生不熟的半吊子。在这方面，本科阶段的教育更为重要。本科生刚进入社会，对现实没有感觉，经济学教育的目标应该是教学生如何观察世界，如何把现有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简言之，就是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直觉。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自己虽然教了多年本科生，但也不能肯定把经济学直觉教给了他们。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自己不做理论联系实际研究的人，绝不可能把经济学直觉教给学生。
青年学者的问题，还和国内缺少经验研究基础有关。对经验研究的轻视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缺少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不公开，自己去做调查又没有经费，多数学者因此只能坐而论道，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经济学季刊》收到的经验文章中，最多的是金融方面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数据是公开的。北大文科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中国家庭跟踪调查”，目的是收集家庭的跟踪数据，为北大和其他学校的社会科学研究服务。这个调查的数据将对所有人公开，经济学家也将从中受益。
在中国做经济学研究，最可能出成果的途径是通过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直接做抽象理论能否出成绩？当然可能，但概率很低。原因在于，中国毕竟不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心，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研究的气场。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离开美国，其他国家的经济学理论研究都没有形成规模。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为此妄自菲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座金矿，研究中国可能产生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这当然不是说青年学者只需要关注中国，不需要关注国际上的理论进展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反，我们研究中国，应该以其他国家为参照，同时借鉴他人的理论，这样我们才能把中国看得更清楚，也更容易走到世界学术的前列。
张 军：
对于经济学家，尤其是年轻的中国经济学者而言，研究结构和体制均不断转型中的中国经济问题是不容易的。这个难度被 John Whalley 教授的评论典型地指出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这样看问题。实际上，20 多年来，我们总是可以听到比我们年长的经济学家发表这样的看法。
可是，作为年轻的经济学者，并不容易体会这种看法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年轻学者总是更多地从他们阅读的他人的论文中寻找研究的题目，其结果往往是，我们可以在理论模型中修改或者变化一些东西，或者在中国的经验素材上直接使用他人经验实证的方法和技巧。这样的做法之所以很普遍，主要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研究论文的作者仅希望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在中国观察到的现象，并不追求“思想进步”，也不怎么进一步去关注自己的研究对政策选择的意义和实用的价值，至少后者实际上在大多数研究者的工作中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部分。
因此，模仿现有的范式和技巧不一定伤害论文的质量而又可以满足现有经济学期刊的基本要求。在中国，我们常常看到，年轻经济学者的学术研究与公共政策研究者或者政策咨询者之间的联系是非常薄弱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没有什么关系。这反映出大多数年轻经济学者对问题的关注并非来自于对政府政策的关注，而可能来自于他人的论文和现有的文献。
我们自己，包括像John Whalley 这样的海外的经济学家，总是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有贡献。这样的想法自然是假设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和制度转型过程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有独特的经验价值。这个假设在当代经济学家内部当然是有争议的。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假设，而且我相信更多的经济学家会接受这个假设，那么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的方式就值得我们不断去检讨，我们需要寻找更多的发现理论的机会。对经济学而言，中国的贡献肯定是来自我们能提出的（新的）思想和理论而不是来自对现有理论的直接应用。
我们也必须清醒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学学术范式转型期间，John Whalley 教授指出的那种情况并不一定十分糟糕，也不会一成不变。状况是在改善。总的来说，在中国，我们总是可以发现，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年长的经济学家总是比年轻的经济学家能更好地体会中国，能较好地观察现实、对政策有更多的感悟，也相对更能关注大的和更重要的问题。这说明经验、阅历和观察中国的时间积累均可能在影响着对中国经济研究的态度和方式。如果有这样一个“函数”，它就是有解的。
何 帆：
过去几年，我作为《世界经济》的编辑部主任，见证了中国经济学科的迅猛发展、年轻一代经济学者脱颖而出。看看十年前国内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再看看今天《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几家主流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真可谓恍如隔世。
学术期刊在引导经济学研究方向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世界经济》可能是国内经济学期刊中最早引入双向匿名审稿制度的。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主要的意义在于杜绝了过去靠资历和关系发稿的不正常现象。《世界经济》实行匿名审稿制度之后，明显的变化是名人的稿件减少了，大部分作者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青年学者，以及在校的博士，甚至硕士生。这一机制很像谢林（Thomas
C. Schelling ）所说的“绑住自己的手让自己得到更多的自由”。通过主动让渡审稿权，我们可以提高论文审稿程序的可信度，从而吸引到更多的优秀稿件。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指望学术期刊在现有的水平之上进一步提高经济学研究的质量，恐怕是不现实的。经济学研究的水平是由研究生阶段训练出来的底子和做研究之后个人的悟性共同决定的。经济学期刊只能尽可能地接近当代学者的最优水平。而且，所有的匿名审稿制度，在本质上都是风险回避的，因此往往最富有创意的研究未必能够通过常规的审稿程序，换言之，审稿专家看中的其实不是最好的研究，而是和他们的研究最接近的研究。这就会导致匿名审稿制度在枪毙糟糕的论文时会毫不手软，但在挖掘新颖、大胆的创新之作时往往不知所措。更糟糕的是，在当前教育部门拔苗助长式的评选机制诱导下，发表论文已经成了越来越功利的一件事情，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扼杀天才和创新的办法。
今后，学术期刊可能会在中国经济学研究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即确立学界普遍遵守的规范和一个密切联系的学术共同体。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期刊采用了较为规范的引证体例，使得大部分论文至少从形式上像是论文了。尽管这只是形式的变化，但其影响是深远的。今后，可能有更多的学术规范值得学术期刊来倡导。比如，关于抄袭如何来认定？引用别人一段话而未加说明，和整篇文章一字不改的照抄，在处理的时候如何区别？在怀疑作者有数据作弊嫌疑的时候，是否可以要求作者公开其数据？一稿多投如何处理？等等。库恩在谈到科学的发展时候，强调“科学共同体”的重要性。科学共同体是一些有共同范式的科学家组成的集团。他们受过共同的训练、有相似的观点、关注共同的问题、并不断的相互交流。过去，中国的经济学者之间交往太多而交流太少，中国的经济学者感兴趣的都是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他们一般都看不上国内同行的研究，很少引用国内同行的成果，这使得很多青年学者处于一种“失重”状态，他们向往欧美经济学家的研究前沿，但是又无缘和顶级经济学家对话，在国内没有可以讨论的同行，也找不到有意义、有趣味的题目。学术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失。至少在作者和审稿人之间，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同行间的讨论、批评和辩解。但也可以看得出来，很多青年学者并不熟悉这一“游戏规则”。平等讨论的风气、接受别人批评的气度、发现别人缺陷的敏锐、欣赏别人成绩的赤诚，都是需要从头学习的。“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任何优秀的研究，都是要在同行批评的“打磨”中变得温润如玉、光彩夺目的。我们几家比较志同道合的期刊经常召开讨论会，最近我和一些青年朋友又一起发起了“青年经济学者研讨会”（Young Economists Seminar，简称YES），都是想在这一方面多做些努力和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