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上海面临解放，如何接管和改造好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成为摆在中共上层领导眼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时，一大批在北方城市有工作经验的中共干部随军南下，其中一支代号为“青州总队”的南下干部，接管了上海财经各个部门。
担任总队长的顾准通过一系列税收政策，极大地改善了处于危局中的上海财政状况，还将其改造成为新中国中央政府最大的财源。在改造上海时积累起来的经济经验，也成为日后管理整个国家经济的经验来源，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当时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称“青州总队”的人“个个都是人精哟”!
新政府的“人精”们
1949年2月前后，华东局从华东财政委员会所属的财办机关及其下属的机构和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作为华东地区组成的干部纵队南下，代号“青州总队”，顾准任总队长，石英任副总队长，黄耀南任总队政委，下分财政、银行、外贸、商业、工业、交通、公用事业、房地产、劳动工资、农林等十余个大队，分头接管上海财经各个部门。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彻底攻占大上海，身穿草绿色细布军装的中共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财政处处长顾准已经率领他的部下们，来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财政局实施接管。
中共地下党财政局纠察队长王伟鼎站在门口欢迎他，并把顾准带到了豪华的局长室。待顾准在办公桌前坐定后，财政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程子嘉向顾准引荐了静候在一旁的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长王维恒，接着几位主要官员上前依次移交权力。
在交接中，王维恒私下悄悄地向顾准表明了身份。令顾准大吃一惊的是，眼前这个拥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财政局长竟是位老资格的地下党员，党龄比自己都长。原来，王维恒早在1925年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底，他奉命潜入国民党军队内部。1949年4月，他从台湾回上海“养病”，按照上级指令，准备策反当时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陈良(陈同时代理上海市市长)，却阴差阳错，被陈良委任为上海财政局长兼上海地方银行董事长。
接管一结束，顾准就派人把王维恒秘密送往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并直接与军管会秘书长潘汉年接上了头。不久，王维恒的地下党员身份解密，成了顾准的一名得力副手和亲密同事。
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都有过财经工作的经验，在整个南下干部队伍中显得特别精明强干，即将出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称“青州总队”的人“个个都是人精哟!”而当时刚满34岁的顾准，19岁就写成了自己第一本专业书籍《银行会计》，已经是名倾一时的上海滩会计学专家，并在几所大学经济专业和会计专科学校兼职；后来到了根据地，很快也显示出他过人的财经才干，这些都是最终被委任以“青州总队”总队长的重要因素。
顾准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参加了北平“一二·九”运动。1936年2月从北平回到上海，1946年1月调到华东局，先后担任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
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当年共产党接手的上海滩，是一个从未碰到过的烂摊子。新的人民政府刚进入上海滩时，手里没有一分钱，只是当时陈毅从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借来了一笔钱，才使整个接管工作运转起来。刚开始工作的第二天，便对外宣布即日起使用人民币，谁也不曾料到，人民币进入流通还不满10天，恶性通货膨胀就开始上演。人民币币值在市场上一路狂跌，从1块钱银元兑换100元人民币，跌到1个银元兑换1800元人民币，到6月8日，银元价格已经突破2000元人民币的极限。
如果人民币在上海滩站不住脚，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上海滩也无法立足。为了挺人民币，人民银行曾在6月6日抛出10万银元，希望制止住人民币的狂跌，但这10万枚银元竟如泥牛入海，没听见一丁点响动就被吸干了，银元价格岿然不动。
6月7日，中共华东局决定采取强硬措施——以武力查封银元交易的中心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6月10日上午8时整，华东军区警卫旅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分乘10辆美式卡车直扑位于汉口路的证券大楼，迅速将其包围，另有一万多名工人学生在外封堵。此时，刚上任的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已经带领200余名身着便服的公安人员潜入大楼，外面的包围一完成，这些公安人员同时亮明身份，喝令所有在场人员“不许动”。大楼里的投机商们顿时呆若木鸡，束手就擒。
那一天，当场逮捕了238人，抄没黄金3000余两，银元3万余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第二天，《华东区金银管理办法》适时公布。此一役，用薄一波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
银元风波被压制下去以后，新政府紧接着就面临粮食和棉纱的物价飞涨。6月24日，涨价风潮先是从棉纱开始，米价随后跟上，涨到最高潮时，已经是5月底时的13倍之多。
而共产党政府对付涨价的方法是大量调集物资，并同时抛向市场。7月中旬，国营的上海粮食公司向市场抛售的粮食总量，已经超过交易总额的36%以上。然而，政府方面这头抛，粮食商们就那边囤，抛多少就囤多少，一时间上海的粮价依然有涨无降。
但令那些粮食投机商们没料到的是，他们要对付的绝不是某个商业公司，而是一个政府，这个政府有能力迅速调集全中国的资源，而且可以不计成本。这也难怪，这些奸商即使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在哪一页书上曾写过，在中国的历史上，竟然能有这样一个有着高度集聚社会资源能力的政府。1949年11月的一个月里，上海市粮食公司抛售的大米总量，相当于8、9、10三个月里抛售总量的350%以上，是8月份的10倍。粮食投机商们终于顶不住了。同时，上海市政府开始采取收紧银根的政策，征收税款、收缴公债，公家的钱只能存进国营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用薄一波的话来说：资本家“这是两边挨‘耳光’”，完全失算了。
物价就这样被慢慢稳定下来。“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薄一波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从四川调运大米到上海，运价和粮价差不多，销售价要是不提高，国家就必须往里贴钱。赔钱做买卖，私人是不会干的。”
回收“跑马厅”等洋场建筑
1949年中共面临的通货膨胀等问题，不只是发生在上海，在天津、武汉等城市也不同程度地发生着。此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军费开支异常浩大。共产党政府的财政压力完全可以想象。这时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或增加货币投放量，或加大税收额度。12月19日，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八次常务会议，讨论如何弥补财政赤字的问题。权衡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加大税收额度是可取的方式。陈云认为：“世上没有点金术，也没有摇钱树，又要解决900万人的吃饭问题，路可以有两条：印钞票或是加大税收，靠印钞票这条路，看来行不通。”此时，顾准就曾给中央财委和中共中央写过书面报告，说：“两者比较，在可能的限度之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印货币，危害相对较小些。这样做，工商业的负担虽重一点，但物价能得以平稳……”
这样，作为上海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的顾准，任务就非常重了。进入上海之初，顾准严格遵循“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财政原则，宣布国民党政府原有的国税、地方税征收方式，暂时维持不变，只取消了“保卫团税”等六项明显不合理和重复的税种。旧政府里的税务人员，除少数部门被裁撤，并开除了几十个劣迹斑斑的人以外，其余基本都接收下来安置工作。从6月到8月，全上海的税收收入相当可观，征收实绩要比国民党时期高出了好几倍。到8月底，上海市政府财政已经可以做到收支相抵。
这时，顾准忽然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建议与时任上海地政局长的王维恒联手，用地产税去回收“跑马厅”等大批当时由外国人占用、使用的著名建筑和土地。
这些著名的外国建筑，昔日都是些灯红酒绿的繁华场所。新中国成立以后，客源逐步变得寥寥无几，经营上已难以为继，加上拖欠的罚单和滞纳金的日涨夜高，使那些曾经在十里洋场上大发横财的外国冒险家们苦不堪言，纷纷找到上海地政局专门为这类事务设立的“中华企业公司”，一面咬牙切齿地骂娘，一面无可奈何地交出地产，抵作税金。经顾准之手先后收回的地产包括跑马厅(今人民公园)、跑狗场(今文化广场)、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中心)、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法国俱乐部(今花园饭店)、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
一个时代的“经济符号”
在上海，大一点的商户都有较为健全的账簿，完全可以做到依税计征。所以，顾准所采用的方法是“自报、查账、店员协税”，后来又成立了“特约查账员”队伍，针对重点商户进行“专户专管”，这其实已经是一种现代化的税收手段了，我们现在所执行的税务管理，基本还是沿用这种方式。
上海的财税对于中央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无论是顾准还是他的后任，中共中央几乎从来就没有否定过。《顾准全传》一书中，作者引用了一个数字，那是1950年底的一项统计：当时的上海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税收的22%。
1952年2月，上海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拉开了帷幕。顾准作为“五反”运动的负责人，频频出现在各种集会场所，指挥和布置运动的进展。然而，到了2月29日晚上，当顾准坐在市府大礼堂里，瞠目结舌地听到了市委书记宣布：上海的“三反”运动开展以来，已经从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捉出了8只‘大老虎’”，顾准也名列其中，而且高居第二的位置。
顾准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后并没有消沉，而开始了对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反思。他大量研读中外思想史著作，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名篇。“文革”后，这些著作成为大学经济类学科的经典读物，他一度被海外学术界奉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内地思想界的先驱”。
（文/海巴子）
摘自《档案春秋》2009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