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产业组织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综述
一、 产业组织理论前沿：热点问题与最新研究
（一）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国有企业改革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政府调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在报告中总结了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动力不足问题。房地产投资与销售增速下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继续增加是保持投资增速的主要因素，整体来看，作为三大需求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放缓，其他两大需求中商品消费趋于稳定，净出口下滑趋势有所减缓，物价涨幅稳定，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他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主要受高利率、基础货币投放工具创新不足、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等问题的挑战。结合对宏观形势的分析，他解读了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新思路，即：稳中求进，管控底线、区间调整，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三政策组合，依靠改革来创设货币投放新工具、构建新的利率框架、实施微刺激等鼓励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吕政研究员认为本轮国有企业改革仍然要坚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他认为反垄断不等于反规模经济，股权多元化不等于把国有大企业拆分成中小企业进行民营化，既要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又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他认为可以通过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改革民营资本的生产关系、建立规范的委托代理制等措施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权贵经济方面，他首先解读了权贵经济的主要形态及其实现途径，并建议通过几条路径加以抑制：一是深化改革，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的决定性作用；二是通过法律、法规和制度限制掌握权力的部门和个人对投资、土地与产权交易、信贷等微观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三是坚持公开、公正、透明原则，防止暗箱操作，加强舆论监督；四是坚决惩处利用权力及其政治影响力为本人和利益相关者谋私利的违法违纪者。
（二）产业组织研究最新问题
现有关于企业合并的研究侧重于考察合并如何影响产品价格，缺乏关于合并对产品质量影响的研究。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陈勇民教授和他的合作者首先通过理论模型说明企业横向合并可以通过“协调效应”对产品质量产生正面影响，但也可以通过“激励效应”产生负面影响。他们由此进一步推测当两个企业在合并前竞争较少时，合并会提高产品质量。反之，合并更有可能会降低产品质量，并且合并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与合并前的竞争强度可能出现非单调的关系。他们通过对美国航空企业近期的两次大的合并的实证研究，证实合并与产品质量确实存在所推测的关系。进一步，产品质量变化会使消费者福利发生较大变化。该研究对企业合并理论与政策有重要贡献。
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秦承忠教授与北京大学张圣平教授将工作中经常存在的相互帮助现象（即Schelling教授所定义的利他行为altruism），置于囚徒困境博弈中，研究利他行为的产生机理。他们建立了两阶段博弈模型，第一阶段博弈双方独立决定行为，并将利他行为程度作为对方效用函数全部形式出现；第二阶段，由于可以观察到利他行为程度，双方在初始博弈的基础上进行再次博弈，以此对囚徒困境利他行为博弈提供一个完整的均衡刻画。博弈均衡下，利他行为程度过高则会给对方提供一个自私行为的强大激励，过低也不会产生利他行为，最优的利他行为均衡需要一个相对适中的利他行为程度。他们的研究结论可以利用经典文献的数据得以验证。这一研究对当前的合作指数有关文献研究提供有力支撑，对内生利他行为的实践检验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Hikmet Gunay副教授与其合作者主要论述了在一个两阶段模型中，两家销售有差异的耐用品的厂商之间的竞争策略，而这些耐用品的消费者对自己的消费类型有明确的私人信息，但是对于这两种略有差异的产品的价值评价则取决于另一个消费者的私人消费类型。他们发现任何一个产品的期望价格在第二阶段与其在第一阶段的均衡路径和非均衡路径价格是一样的，并据此构建了一个均衡，在这个均衡特性下，任何一家厂商能够在第一阶段成功吸引消费者购买的厂商，那么在第二阶段他也同样能够成功地吸引在第一阶段没有做出购买决定的消费者在第二阶段购买其产品。该项研究对于在汽车等耐用品的销售市场中，为厂商如何在相互依赖的消费者之间进行价格竞争提供了理论支撑。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庆民助理教授报告了其与合作者一起研究的标准拍卖环境下有限承诺的拍卖设计。假设卖方有单一的拍卖对象，并且可以在选择保留价格的前提下进行无限次的标准拍卖以最大化其期望收益。每一期，卖方可以给出本期的保留价格，但不能承诺未来的保留价格。他们通过完全承诺下辅助机制设计，分析了有限承诺下的拍卖设计问题。辅助机制设计可以利用一个额外约束反映卖方的序贯理性。他们假设在每个周期内，利润最大化可以在任何完美贝叶斯均衡中得以实现。他们指出，在静态完全承诺下卖方不能获利，而如果存在有效的拍卖则卖方肯定获利。如果买方数量超过临界值，这种有效拍卖是最优的。否则，不是最优的。他们认为，在给定的条件下，最佳的拍卖解决方案是给定一个非平凡的保留价格并连续降低价格。
二、 产业组织理论与竞争政策
（一）阶梯定价、价格补贴与网络型产业规制体制改革
2012年7月1日居民阶梯电价在全国范围开始实施，大部分省份已经公布具体的电价方案，最优阶梯定价研究与设计就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昕竹研究员认为，最优阶梯定价为修正过的Ramsey定价。他指出最优阶梯定价的设计非常复杂，一般很难同时优化阶梯电价的档数、分档电量、阶梯电价。张昕竹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利用最优非线性定价，确定阶梯电价分档数量和分档电量的思路。电价改革过程中，许多国家还采取电价补贴政策。发达国家的能源补贴主要是促进技术进步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关注增长和公平，低收入用户和特定行业领域是补贴的主要对象。浙江财经大学唐要家教授和杨健通过对电价补贴目标群体受益指数的测算发现，现行的电价补贴既无效率又无公平，存在明显的补贴“漏出”现象。此外，取消电价补贴并不会显著增加居民消费支出，还能明显降低电力行业污染物排放，具有帕累托改进效应。他们认为中国电力补贴机制改革方向是建立效率与公平兼容的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的补贴机制。
针对电信产业的体制改革，云南大学明秀南博士和杨先明教授基于NEIO方法研究发现，中国电信业具有较高的市场势力与高度合谋的市场结构；通过改进的哈伯格福利损失三角模型，估算2002—2011年间电信业市场势力达049。该研究进一步支持了垄断行业竞争改革。电力体制改革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郑世林副研究员和张昕竹研究员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对2002年改革进行评价，他们选取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评价指标发现，厂网分离显著提高了电网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厂网分离后第二年电网企业效率提升较大，然后逐年递减；厂网分离促进了隶属于本区县电网企业效率提升，但是对于隶属于上级的区县电网企业以及市级以上电网企业未有显著的改进作用。
（二）平台定价、跳单问题与互联网反垄断问题
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传统产业盈利模式。以电视产业为例，东南大学胡汉辉教授和南京财经大学万兴副教授在比较中美电视产业的收入结构后发现，中美电视收入结构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电视产业缺少类似电视网的产业平台，产业平台可以通过建构式创新，降低产业总体的交易成本。而在理论上，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对平台定价理论提出挑战，像淘宝网这个平台除了有“双边”的特点之外，还表现出一种“混合”的特点即同一个淘宝用户可能有时是买家，有时是卖家，市场的买卖两边用户之间有所重叠，显然不能用一般双边平台的最优定价问题来解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助理教授高明借鉴Armstrong（2013）对单边市场中捆绑定价的分析方法，分析在最优“无捆绑”策略下，为同时使用市场两边服务的用户提供少额折扣对平台利润的边际影响，从而得出平台在什么充分条件下应该选择使用捆绑策略。他采取“可加性”假设对Armstrong（2006）的模型进行调整，使研究更容易得到数据验证。关于最优捆绑定价，他认为，平台需要平衡它从市场各边的消费者所获得的“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指它向市场一边的消费者收取的价格与成本差额加上由这个消费者通过网络效应为市场对面的所有消费者所创造的价值。
互联网领域的垄断问题近年来受到学者关注。以3Q反垄断案为例，北方工业大学黄坤博士对反垄断审查进行了经济学分析。他提炼了经济分析的三种基本范式：R—M—C、M—C和C—C。分别利用三个范式对3Q案例进行分析后指出，腾讯在中国大陆的即时通讯软件及服务市场上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其“二选一”行为和默认安装行为分别属于反垄断法中的限制交易行为和搭售行为，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福利，但并没有损害而是促进了相关市场的竞争。网络接入定价问题也是产业组织关注的重要议题。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新一轮电信重组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通过宽带与移动业务的横向捆绑，形成了较大市场支配地位。观察到这一现象后，西南财经大学刘忠副教授利用有关数据估计了需求方程和价格方程，并测算了我国宽带接入服务的消费者福利损失。他发现，我国的该种福利损失与宽带接入服务支出之比在69%至97%之间，这表明了对互联网宽带接入服务商进行反垄断调查、进一步实施鼓励和促进市场竞争政策的必要性。
互联网发展使传统企业逐步由“管线型”模式转变为“平台型”模式，由此引发市场组织模式逐步从“单边市场”模式转变为“双边市场”模式。随之诸如居间纠纷、店选网购、租少售多、院诊店购等跳单（jumpdealing）问题开始频繁出现，并且对平台模式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天津财经大学于立教授和徐志伟副教授围绕平台商业模式中普遍存在的跳单现象展开研究，在双边市场理论基础上，他们发展了分析跳单问题的B（原商）-T（中间商）-C（客户）范式。进一步研究还表明，由信息成本、店面成本和租金成本等因素形成的渠道价差是导致跳单问题的根源。在反垄断政策层面上，他们通过渠道价差将跳单与转售价格维持（RPM）联系到一起，构成三位一体立体系统，并引申出“跳单与RPM互克基本定理”，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跳单程度与RPM效果成相反关系。其基本政策涵义是：在跳单程度高、渠道价差大时，跳单对RPM克制作用大，可以豁免RPM；在跳单程度较高、渠道价差较大时，跳单与RPM相互克制，可对RPM采取“顺其自然、静观其变”的态度；而在跳单程度低、渠道价差小时，RPM对跳单克制作用大，应限制RPM。
（三）垄断问题、国际合谋与国际竞争政策
垄断问题是学界研究重点，剖析垄断企业的内部问题，能发现不少有趣现象。比如，很多垄断企业并不生产单一产品，也生产多种产品。对垄断企业的多产品问题研究后，山东大学李长英教授和张剑虎博士发现，相对于社会最优，垄断者提供的产品种类往往小于最优种类；质量范围比社会最优的要小。他们分析垄断企业补贴政策的影响后发现，最优种类补贴会增加消费者的福利但会降低社会福利。整体看，福利最大化补贴会提高社会福利，但产品种类仍然小于社会最佳选择。
国际贸易中寡头企业之间部分所有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合谋行为也是产业组织理论关注的热点。以国内外钾肥市场为例，东北财经大学于左研究员等构建了市场结构、进出口格局和企业间股权关系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在企业间部分所有权约束下国际卡特尔的形成过程，并对其引致进口钾肥价格抬高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刻画，对国际卡特尔的行为及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反垄断措施的建议。同部分所有权不同，产业链的纵向关系以及对产业效率的影响也需要在反垄断政策中加以考虑，复旦大学凌超和郁义鸿教授以汽车产业纵向结构为基础进行研究发现，政府对上游零部件行业的保护性政策会降低内资零部件厂商的创新激励，而政府的研发补贴则可能强化内资零部件厂商的创新激励，对相应政策制定与实施具有启发意义。南开大学周霄雪博士和李坤望教授在纵向关系市场模型中探讨了纵向产业链关系对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他们发现，下游企业的扩张有利于提高上游制造部门的生产效率，进而建议发展中国家应当扩大下游市场的开放；对大型企业实施反垄断政策时，要考虑上下游市场的关联效应。
山东大学于良春教授和张伟副教授在分析欧美各国与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产业政策的模式与公共政策体系调整的趋势后，指出中国的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应当进行调整，由以往产业政策为强势政策的格局，调整为一种竞争政策优先、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兼容和互补的公共政策体系，并以此为原则完善反垄断法实施机制。中国政法大学时建中教授认为5年的反垄断执法在遏制垄断行为、普及法律制度、宣传理念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反价格垄断授权执法工作的规范化、罚款基数“销售额”的范围和计算、纵向垄断协议中“交易相对人”的法律责任等方面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在反垄断组织架构方面，天津商业大学王继平教授以科瓦西克“菜单”为基础，建议中国应在五个方面完善：一是从多元走向一元，提升执法机构的权威性；二是实行委员会治理模式；三是坚持一体化行政执法模式；四是从单纯执行反垄断法走向执法与竞争倡导并重；五是重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内部设计，充分发挥经济学家在反垄断执法中的作用。
三、 产业组织理论与产业政策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与政策
产业革命对产业组织具有重要影响，分析产业革命对产业组织变革的影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重要因素。南开大学杜传忠教授和王飞将产业革命促进产业组织变革的动力机制，分解为他组织与自组织两个体系，从这两方面剖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生动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的重要体现。在市场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李巧和卢东斌教授认为，通过组建新兴产业联盟可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资源优化调配、提高联盟创新力、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链的演进与形成、市场全球化、节约交易成本。他们建议根据不同联盟特点，采取针对性的联盟策略，以最大范围实现要素资源共享。在政府方面，政府补贴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东北财经大学肖兴志教授和王伊攀集中分析了企业在研发创新投入和社会资本投入之间的权衡，探析了企业“搞关系”获得补贴的形成机理。他们提出，政府干预能力、消费者的分布、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等外部环境和通过社会资本投资获得补贴的内部激励共同影响到企业对两种投资的资源分配。作为高风险产业，除政府补贴外，融资问题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约束，江西财经大学卢福财教授和张荣鑫的研究将视角集中在融资约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他们以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为基础，测算了融资约束情况下企业的投资效率。他们发现，融资约束降低了企业的平均投资效率；现金流量、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均可以缓解融资约束，但只有现金流量可以降低后续融资不确定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马太效应”。
（二）产业转型、规制改革与生产率分析
产业转型需要人力资本供给要素的支持，也必然伴随着劳动力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在产业转型的背景下，东北财经大学张抗私教授和周晓蒙观察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转型的现实后，通过理论建模分析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对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她们发现，人力资本与产业转型是相互影响的；劳动者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不足，是导致中国就业结构转变滞后于产业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产业转型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大连理工大学陈艳莹教授和董旭利用有关数据，从体制性因素所导致的先进入企业与后进入企业在资源获取和市场交易两方面非对称入手，分析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先动优势的形成机理。他们指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普遍存在着系统性的先动优势，且其随时间衰减较慢，会削弱新进入企业对原有企业的竞争冲击，进而降低新企业进入对产业效率的提升效果。限于体制因素约束，这一先动优势很难经由企业行为在产业演化的过程中自发地减弱或消除，对产业效率的扭曲也更为严重。物流业是生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其中直供物流模式对于产业转型也会产生影响。东北财经大学彭竞和杜两省教授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以农户的经济行为为视角构建演化博弈模型，考察农户与超市选择直供物流模式的路径依赖。他们指出，双方选择直供策略的概率与农户的盈利系数比和超市的额外收益呈正相关，与成本系数和风险系数负相关。
工业行业，尤其是煤矿等能源产业的转型是产业转型的重要内容。2012年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对理顺煤电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东北财经大学李宏舟副研究员等对这一规制政策进行了影响评价。他们发现，煤电价格联动规制具有双刃剑效应，既会激励火电厂提高效率，也会带来更大伤害。能源产业转型尤其是矿业转型还需要考虑其副产品，即安全规制问题。华东理工大学于立宏教授和李嘉晨对煤矿安全规制进行了系统讨论，她们研究了奖惩机制对安全规制各方行为的影响，并以煤矿企业为例，比较了高、低两种奖惩力度下对规制失灵的治理。他们将煤矿安全问题直指地方政府以及由此产生的规制失灵，提出提高奖惩力度则可以降低地方政府规制失灵，提高企业安全生产动力。
（三）知识产权、专利授权与医疗产业组织
浙江科技学院孙泽生教授和王淑红分析了医疗市场拥堵的成因及效应。他们发现，在价格管制条件下，既往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诱导医院趋向资本密集而忽视人力资本投资；既有的激励结构会引致成本提升效应、人力资本“双退化”效应和特定要素效应。他们认为未来应当在人力资本流动、价格管制等方面加强改革以此来重塑激励结构。如果聚焦到医疗产业中药品问题，不少媒体将医疗成本与药品价格虚高联系到一起，并直接将其指向药品采购环节。北京工商大学周孝和冯中越教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道德风险分析。他们认为，道德风险问题与市场竞争程度、政府规制的惩罚力度、招标方式等都有内在关系，可以采取适当策略降低这一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除了药品采购以及价格规制外，药品的专利许可对医疗产业组织有重要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韩娅玲博士和李玲侠副教授对问题专利的反垄断与社会福利效应进行系统分析后发现，理想的专利制度是允许存在不确定产权和有限的侵权，这可以通过降低无谓损失来提高效率，同时，可利用专利权人的私人信息为不同创新建立不同奖励水平。将研究视角集中到药品与医疗人员的关系后，东北财经大学刘婵博士采用Stakelberg竞争博弈框架比较分析了“医药分离”和“以药养医”下，专利药企业与仿制药企业达成药品专利许可协议的条件，以及该许可对患者和医生的福利水平的影响。她提出在特定的条件下，与仿制药企业达成药品专利许可协议对专利药企业是有利的。
（责任编辑：松木）（校对：张涵）
作者： 于左、韩超，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16025，电子信箱：yuzuoyz@163.com，super263@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