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28日下午北京论坛经济分论坛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召开。中外专家学者围绕农村社会改革和应对城市贫困问题展开讨论。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Scott Rozelle教授认为，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过程中的选举竞争，有助于促使村委会领导为本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对于现任村委会领导而言，未来的选举压力和竞争，也可以促使其为本村选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基于对中国农村调查数据的分析，Scott Rozelle教授发现，对于那些经过自由选举产生村委会领导的村庄而言，其公共支出有显著的增长，而对于那些上级管理部门（如乡、县）指定村领导或过多干预选举过程的村庄，则并未发现其公共投资呈现显著增长。即使通过工具变量方法控制了内生性之后，计量分析的结果也依然显示，基层民主选举对于农村进行更多的公共投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Scott Rozelle教授还发现，如果村委会的领导在任时期能够进行较多的公共投资的话，则其再次当选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这也反映了选举中的竞争压力，有助于促使村委会领导为本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日本一桥大学的佐藤宏教授利用2002年中国农村住户收入调查（CHIP）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地区县级和村级的治理结构与公共产品提供之间的关系。在村级数据的分析中，佐藤宏教授发现，与没有实行基层民主选举的村庄相比，实行了基层民主选举的村庄，其村集体用于公共服务的支付比例明显较高。这一点与Scott Rozelle教授的研究结果相似。同时，村民开会的次数较多的村庄，其用于公共产品支出的比例也较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基层民主对于促进公共产品和服务生产具有积极的作用。对于县级治理而言，佐藤宏教授利用县级财政统计数据所作的检验显示，县级财政所获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和县政府人员编制的缩减，与农村小学教育经费之间存在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反映了县级治理结构的改革对农村公共服务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佐藤宏教授认为，县级治理结构对于农村的发展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县级治理结构特征决定着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而究竟是那些因素在影响这些县级政府的决策，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认为，农村的基层民主改革对于农村村委会的职责、对于国家影响和管理基层社会的能力都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农村基层民主改革所产生的影响。
姚洋教授选择村集体财务收入中用于公共支出的比例，用于行政费用支出的比例和上缴乡镇政府统筹资金的比例，以及本村居民上缴国家的人均税收额作为响应变量，研究了农村基层选举的对这些变量的影响。在这四个变量中，前两个变量可以作为村委会行使职责的能力和倾向的客观指标；第三个变量一方面反映了一个村庄对其所在乡镇的公共产品生产所承担的责任，同时也反映乡镇政府对基层村庄的控制力；第四个变量则可以反映国家影响和控制基层社会的能力。基于对48个村庄1986年至2002年间的跟踪调查数据的回归分析，姚洋教授发现，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能够显著地增加村集体财务支出中公共支出的份额，同时显著地降低村委会的行政费用比例，并明显地减少上缴乡镇统筹资金的比例；但是，对于国家税收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姚洋教授认为，农村基层选举对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降低村委会的行政费用，从而提高村委会的工作效率，这也反映了村委会责任感的增强。同时，姚洋教授指出，由于基层民主选举可能会降低各村上缴的统筹资金，这可能会影响村庄以外更大区域的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
对于基层民主改革在新农村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姚洋教授认为，在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村集体的作用曾经在一段时期内被明显弱化，许多村庄村委会形同虚设，这对于农村的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改革，对于重新确立村集体的作用提供了一种契机和方式，尤其是在中国目前所进行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基层民主选举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来自英国诺丁汉大学的Simon Appleton教授作了题为“中国1988-2002年间城市贫困的趋势和模式”的讲演。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认为城市贫困在中国不是很大的问题，政府的反贫困项目都是面向农村地区的。直到新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现，成为新世纪人们关注的热点。Simon Appleton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借助现有的关于中国收入分配的调查数据（中国社科院的“家庭收入调查”），使用了一系列的贫困线来更广泛地考虑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经济处境，详细描述了1988到2002年间中国城镇贫困的变动趋势，对“新城市贫困”的真实景象进行了细致分析，发现实证分析结果并不支持“城市贫困在显著意义上增长”这一论断。尽管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城市中有一些人利益受损，但是并没有转变为收入分布低端人口实际收入恶化。实际上，只是穷人致富速度没有富人那么快，但是毫无疑问穷人的收入也在增长。Simon Appleton教授认为，虽然现有的研究对城市贫困问题有各种说法，但他的研究是和官方的家庭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当然，“新城市贫困”指明了相对贫困的新形式，但这种变动趋势没有导致绝对贫困。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孟昕教授学术讲演的主题是“客工体制对移民工人的贫困和福利影响”。考察中国城镇移民工人的贫困和福利情况，对当代中国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到目前为止，城市里已有一亿三千万农村移民，在今后的一二十年间，有预测认为这一数字将会翻倍。农村移民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福利状况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社会和政治稳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充分了解当前移民工人的贫困和福利等重要信息，将有助于设计出合适的兼容城市居民和农村移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估算其成本。
中国的农村居民到城市里工作的情形非常类似于在其他国家施行的“客工”体制：这些移民在迁入地只有临时居留权，没有政治权利，也不像城市居民那样享有健康、失业、养老金和其他政府提供的福利。他们的短期目标是尽量赚钱尽量存钱，这一目标使得他们在城市工作特别努力，长期超时工作以拼命挣钱尽量存钱。孟昕教授使用两个最新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了严谨规范的实证分析，发现不同于其他国家移民因失业而贫困，推算出中国农村移民就业率非常高。因为那些丢掉工作的人又被这种“客工”体制推回了乡下，而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就没办法来城市。这种客工体制将城镇贫困和社会、经济政治压力最小化，但是将不成功的、不健康以及穷困的人推回农村，从长期来看并不是减少总体贫困的好办法。集中于周收入和年收入的贫困分析通常都没有考虑工人的超时工作，因此小时工资是非常低的。根据孟昕教授的计算，如果和城市工人工作一样长的时间，移民的贫困率将会从15%上升到35%。很显然，移民每月工作300小时来挣到城市工人每月工作160小时一样多的钱，移民的福利水平会很低而他们的贫困水平会更高。“客工”的长时间工作，提高了他们短期内的收入和储蓄，但可能会伤害他们未来的健康并影响他们的长期挣得能力。
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宋丽娜教授的讲演题目是“不平等和不稳定”。她用有关满意的个人态度的数据来表征不稳定，度量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关系，考察中国城镇社会不满的决定因素。她的研究观察了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程度并将总体的满意度模型化为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方程。宋丽娜教授在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对相对收入的关心确实影响总体的满意度，但是绝对收入和收入增长对人们满意度的影响更大；收入是影响人们社会满意的最重要的因素；对工作稳定性的满意对人们总体的满意度没有直接影响，但是个人的失业经历确实影响他们的社会满意度。据此，作者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应该能有效地阻止中国城镇大规模的社会不满和政治不稳定。同时，党员和政治参与行为都能有效地增加社会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