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宏观视角下中国劳动市场”研讨会
简报之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MRC）于2011年6月12日下午在朗润园万众楼召开“开放宏观视角下中国就业增长”研讨会。会上卢锋教授代表“CMRC就业课题组”汇报“就业扩张与工资增长（2001-2010）—开放宏观视角下中国劳动市场”报告主要观点。人社保部原副部长、中国就业促进研究会张小建会长，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张曙光主席，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杨宜勇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曾湘泉院长，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张车伟副所长，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张斌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等领导和专家发表评论和意见。我们分五期简报报道这次研讨会主要内容。本期报道卢锋教授发言部分内容。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卢锋教授分五个部分简要汇报十多万字专题报告内容。
1、“量价齐增”：中国近年劳动市场事实特征描述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宏观经济迎来新一轮景气增长，劳动市场在积极就业政策促进下出现非农就业规模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快速增长局面。在劳动报酬方面，正式职工工资持续增长，农民工工资也改变一段时期增势迟缓状态较快增长。中国劳动市场运行呈现“量价齐增”的基本事实特征。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面临宏观经济不景气和下岗失业人员激增困难。2002年中央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决定从宏观政策取向、扶持再就业、提升劳动市场灵活性等五方面采取应对措施，这方面政策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以扩大就业为基本方针的积极就业政策体系。2007年8月人大常委会通过《就业促进法》，确立就业工作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地位。
依托新一轮宏观增长，得益部门政策支持，加上市场环境下劳动者择业行为调整作用，中国就业形势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尤其是十一五时期明显好转。数据显示，2000-2009年二三产新增就业12370万人，其中2005-2009年间新增8360万人，与新中国历史上其它连续十年或五年期比较创造最高记录。2005-2009年间农业劳动力净减少5560万人，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五年期相同指标减少量，也超过此前各个时期净减量总和。非农就业空前扩张，使上世纪末一度加剧的城镇失业压力明显缓解。
非农就业扩张伴随劳动者工资较快上涨。从正式职工工资增长情况看，计划经济时期职工工资增速缓慢近乎停滞，改革开放时期职工工资增速大幅提升，1978-2008年年均增长约7.2%，30年累计增幅约7倍。但是改革时代不同时段职工工资增速也有明显差别，如1991-1998年间年均实际增速为5%，1999-2009年均实际增速近13%。近年农民工工资也显著上升。2002-2009年农民工月工资名义增加1.21倍，年均增长12%。用同期消费物价指数调整的不变价工资增长88%，年均增长9.4%。
对1979-2010年中国农民工工资初步估测结果显示，改革时期中国农民工名义工资长期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速趋势值约为9.3%。实际工资趋势值变动具有阶段性特征：上世纪80年代前中期显著增长，随后十来年相对停滞，晚近十余年较快增长。农民工相对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比率值早年较高，80年代末以后持续下降，进入新世纪后降势趋缓，近年企稳并出现回升动向。
2、转型仍将持续，就业压力犹存
经济现代化伴随就业转型的一个共同线索，是农业劳动力占比以传统农业社会80-90%高位为起点，持续下降到10%上下甚至更低水平。我国农业劳力占比在计划经济时期下降较慢，从1950年代初83.5%下降到1970年代末70.5%，近30年下降1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时期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到2009年38%上下，30年共下降30多个百分点。从日韩台等东亚经济体经验看，农业劳动占比降到40%上下后仍会较快下降。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如能持续较快增长，农业劳力占比在未来20年仍会以年均一个百分点以上速度持续下降，到2030年达到13%上下甚至更低水平。
一国总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分配，农业劳动力占比是两部门劳动力数量分布的函数，因而在给定未来总人口和总劳动力预测结果前提下，了解未来农业劳动力就能预测农业劳动力占比值变动。农业劳动力变动主要受三个变量影响：年轻新进入量、年老新退出量、向外新转移量。如不考虑非农劳动力转回农业部门就业的偶然情况，非农劳动力变动受新进入和新退出因素影响。
通过建立农业劳力比率变动贡献因素分解模型，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提供的人口和劳动力分布数据，可以估测给定未来农业劳力占比下降前提下农业新进入量、退出量、转移量及其对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的各自贡献。假定未来2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年均下降速度分别为1.1%，可以对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面因素变动提出几点预测性判断。
随着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预测值逐步下降到2030年13.9%，农业劳动力总数将从目前约2.9亿下降到1.12亿。农业劳动力年均转移量将从十一五时期700万多人，逐步下降到此后400多万人。农业劳力向外转移高峰期已过，但是向外转移趋势仍将长期存在。从2005年农村劳动力年龄分布金字塔形状观察，未来农业转移劳动力年龄将显著增长。
农业劳动力退出和转移是推动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随着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增长，退出量将超过转移量成为推动农业劳动力下降最重要因素。据测算，农业劳动力因为年老退出劳动力队伍对未来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贡献率，将从十一五时期29%上升到十二五时期39%，到2025-2030年将高达61%。在这个意义上，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将越来越成为人口老化所派生的结果。
与十一五时期年均非农就业实际年均扩大量约为1476万比较，模型估测结果显示十二五时期需年均创造非农就业1078万人，此后三个五年期年均就业创造量分别为795万、817万和628万人。比较两个更长时期，1990-2010二十年间实际年均创造非农就业岗位约1200万多个，未来20年年均需创造829万个。我国非农就业创造压力仍将长期存在，但是未来非农就业岗位需要提供量在趋势意义上将逐步下降。未来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增长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结构匹配、内涵与工作质量等因素在就业管理中优先度需显著提升。
3、晚近宏观景气增长基本面条件与不平衡表现
2002-2003年以来中国开放宏观经济新一轮景气增长，受发展阶段和微观机制方面积极因素支持，在基本面上具有经济合理性，由此推动就业增长代表劳动市场转型的阶段性成就。另一方面，受汇率和利率等基本宏观价格变量尚未理顺等体制性因素影响，开放宏观经济运行面临内部和外部不平衡困扰，对就业扩张引入脆弱性因素并潜在地累积调整风险。
用1978年不变价衡量实际GDP从2001年3万亿元增长到7.5万亿元，十年增量为4.5万亿，而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GDP可比增量分别为0.6万亿元和1.74万亿元。由于人民币汇率“先贬后升”，用美元衡量经济规模增速近年提升更为明显。选择投资、出口、外汇储备等基础性宏观经济变量观察，中国在这些指标上全球总量占比都有不同程度较快提升，成长为世界最重要经济体之一。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推进，中国对基础金属原材料和能源消费增长较快并超出早年预期。从增量比较和增量贡献比角度看，中国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重要性更加凸显。
晚近时期景气增长具有基本面条件支持。首先是我国坚持改革开放选择开放型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提升我国潜在总供给能力的表现，其次是城市化快速推进、大国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发挥的结果，再次是技术进步、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又次是生产率追赶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最后是资本回报率增长并推动资本形成快速增长的结果。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和支撑条件，与发展理论和国际经验具有一致性，又与中国规模和体制条件相联系具有特征性。
不过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经济高增长，也伴随总需求扩张所积累的内在矛盾。体制政策调整滞后和增长偏快派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问题，在总量失衡、外部失衡、政策失衡三个方面都有表现。总量关系上失衡因素，表现为总需求扩张偏快偏强，通货膨胀压力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性飙升。简单定量分析结果显示，过去30年出现过三次连续三年或更长时期总需求扩张偏快情况。第一次是1983-1985年，总需求扩张偏快累计超过长期趋势增长率为8.52个百分点。第二次是1992-1995，连续四年总需求扩张偏热，累计超过长期趋势增长率11.3个百分点。第三次是近年情况，总需求扩张偏快，估测累计超过10个百分点。
货币和总需求过度扩张通常伴随通货膨胀压力并表现为一般物价上涨。观察十三种物价指数均值和标准差，2003年以来呈现“四快四慢”特点：存量资产价格增长较快和增量商品价格增长较慢，进口品价格增长较快和出口品价格增长较慢，农产品价格增长较快和制成品价格增长较慢，原料和投资品价格增长较快和消费品价格增长较慢。
顺差型外部失衡是新时期开放宏观运行面临的新挑战。货物贸易顺差从2000-2003年均不到230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2900多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从世纪初不到200亿美元大幅飙升到2008年4360亿美元。由于直接投资和整个私人资本账户也有相当规模顺差，十余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双顺差”环境中运行。“双顺差”定义性导致外汇储备超常增长：从世纪初1600多亿美元飙升到2006年底万亿美元，现已突破3万亿美元。
顺差型外部失衡持续扩大是国内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结果。从外部条件看，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宏观政策提供外部背景条件。从国内看鼓励出口政策和人口结构演变有一定影响，利用当代“产品内分工”条件发展加工贸易也有一定解释作用。不过从宏观均衡机制角度分析，更值得重视的根源，在于生产率追赶背景下我国汇率体制弹性不足，使得汇率这个开放宏观经济基本价格变量未能充分发挥调节作用。
宏调政策失衡集中表现为宏观工具运用过于宽泛和多样化带来的矛盾和问题。近十年宏观调控实践显示，受我国“宏观管理习惯”影响，加上汇率动态低估限制作用，利率对宏观形势变动反应明显迟滞。在汇率和利率两大基本价格工具难以灵活顺畅调节背景下，总需求管理过多依赖数量性、部门性和行政性干预措施，“宏观调控微观化”问题有增无减。由于与开放市场经济基本环境不相适应，现有宏调工具组合运用效果递减，宏观政策架构亟待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