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饥荒经历和成年后健康与生育

2009年9月16日，来自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和黄成博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发表了题为“早期饥荒经历和成年后健康与生育”的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中国1959-1962年的大饥荒的研究很多，这一问题仍然吸引着研究者的注意。大饥荒为什么特别重要？这项研究并不是基于政治的考虑，也不是试图去计算饥荒使国家遭受了多大的损失。学术界和政策界非常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人的生长发育有没有一个关键时间？一些科学研究认为，胚胎期是对人一生的健康和人格发展最重要的阶段，成年后的健康水平与人格都与出生时的状况有很强的相关性。巴克（Barker）就曾提出“胚胎假说”，他认为，胚胎时期的营养不良会导致成年后的慢性疾病。这一假说非常流行，但也遭到很多质疑。例如，一些学者认为，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是比胚胎期营养状况更加重要的因素，并且我们观察到的胚胎期营养不良和慢性病的强相关性可能是恰恰是由于较差的家庭环境所导致的——家庭环境可能同时影响着母亲怀孕的营养状况和婴儿出生后的营养、饮食习惯等各种因素。要想清晰地识别胚胎期或婴儿期的营养状况与成年后健康水平的因果联系，需要采取实验的手段。但是，随机营养干预的办法（即随机地给一些孕妇或婴儿提供更好的营养条件，或另一些却没有）在伦理上是说不通的。因此这样的随机实验通常不可能进行。但是，发生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为研究者提供了一次自然实验。由于饥荒的发生对个人而言是几乎无法逃脱的，因而具有随机性。这是我们对于饥荒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的原因。

我们先简要地介绍一下大饥荒的情况。据保守估计，发生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造成了三千万人以上的非正常死亡，远远超过在抗日战争中死伤的中国人的总数。饥荒在甘肃、河南、安徽、四川最为严重。就饥荒的成因而言，我们长期强调自然方面的因素，但饥荒实际上是由大跃进时期的政策失误造成的，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公共食堂大量浪费食物，人民公社制度降低工作激励以及源源不断地粮食出口导致粮食短缺。大饥荒的后果非常严重，除了在短期内造成死亡率激增之外，也给经历饥荒的幸存者带来了许多长期后果：例如，正常发育受阻、精神问题、人力资本积累受损、劳动力市场表现变差、心脏病高发等等。

过往的研究发现，出生在饥荒年代的人发生精神疾病和高血压的可能性远高于普通人，且成年后身高较矮。但这些研究有许多潜在的问题，如样本量比较少、或信息（变量）比较少、对饥荒严重性的测量误差以及选择性问题等等。我们的研究使用了更好的数据，并且校正了选择性偏误。我们采用的数据来自历时十年（1990-1999）的“中国核酸干预项目”，涉及浙江、江苏、河北三省，记录了52316名出生在1956-1964年的农村成年妇女的身高、BMI值（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高血压情况以及其所生婴儿的出生体重、体长和BMI值。这些妇女中，有15260人在1959到1962年间出生或受孕。

那么用什么方法来度量饥荒的严重程度呢？由于死亡率的数据仅到省的层面，不足以度量更为细致的饥荒程度，而且饥荒的严重程度实际上包涵了死亡率与推迟生育两方面的因素。因此，死亡率不是度量饥荒严重程度的最佳指标。这篇文章使用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构造出一个县层面的指数CSSI（cohort size shrinkage index）——即在每一个县内，于饥荒年代出生的人口相对于其他年龄段人口的减少的程度。将CSSI与年龄段的虚拟变量交互并后放入回归，可以考察饥荒对不同年龄段妇女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统计研究发现，1961年出生的人较其他年龄段出生的人，BMI值较低；1961和1962年出生的人成年后患高血压的可能性较高（从14%上升到23%）。另外，1959年出生的母亲生育的婴儿较平均情况体长长了约1厘米、体重重了约300克。但是，上述结果可能是选择效应的结果，换句话说，于饥荒年代出生的妇女可能比平均人口具有更好的先天条件，因为先天条件差的婴儿可能没有出生或在出生后夭折，因而没有进入样本。因此，需要控制母亲的先天条件（或其遗传特征）以校正选择性偏误。由于没有祖父祖母的资料，本文采用子代婴儿的身长、体重作为母亲基因条件的代理变量。数据证实，饥荒确实具有选择效应：1959年出生的妇女生育的婴儿比其他婴儿平均重133克，长1.1厘米。当选择效应被纳入考虑之后，1959年出生的母亲成年后身高较对照组平均矮1.3厘米，且成年后患高血压的可能性显著上升。这些妇女的父母在其受孕时并没有预计到饥荒会到来，因而饥荒对他们而言纯粹是一个外生冲击。这项研究的结果证实了早年经历饥荒对成年后健康状况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此外，出生前后的营养不良与成年后大吃大喝错配，可能是造成慢性病风险上升的原因。

这一研究也有一些潜在的问题。首先，样本中的妇女生育第一胎时都超过了30岁，她们可能是特殊的人群，考虑到计划生育的规定，也可能存在瞒报生育情况的状况。第二，数据中没有父亲的信息，而婴儿的出生体征与父母双方都密切相关。第三，浙江、江苏并不是饥荒最严重的地区，因而饥荒造成的影响并不特别大，关键变量的变异程度比较小。第四，大量婴儿体长的数据聚集在50厘米，这说明这一变量可能存在比较严重的测量误差。黄成博士还进一步介绍了未来的研究计划，试图用新搜集的数据解决上述问题。

 

（徐轶青整理）